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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百六十九章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第3页）

礼部尚书不懂《礼记》，看起来有点离谱，但非常正常，不要让专业人士管他们擅长的事，是官场的惯例。

通常懂农业的不能管理农业，不懂法律的管理法务。

因为官僚体系的第一原则，维护自身权力，维护自身权力的重要性远高于专业事务管理。

一旦专业人士若掌控实权部门，可能会形成技术权威，削弱官僚系统的政治操控空间。

比如，万士和接受了圣训开始多读书，他后来真的擅长礼法，动辄祖宗成法，万士和成为专业人士后，很快就形成了技术权威，全面推动了礼部改革，而不是服从文官体系的稳定诉求。

最终弄得礼部这个清贵的衙门，变得‘腌臜媚上’了起来。

外行的大臣，更依赖已经根深蒂固的下属，依赖下属的建议，实际决策权就掌控在了官僚的手中。

不仅仅是礼部，连文华殿也是如此，皇帝不够专业，就只能听从廷臣们的建议，实际决策权掌握在了廷臣的手里，但皇帝足够专业，就会推动全面改革，来掌控权力。

而官僚体系的第二原则，稳定大于一切。

对于官僚体系而言，这个群体最大的症状，就是越拖延越高效，越费钱越便宜，越秘密越公开。

专业人士掌控了实权部门，就会倾向解决问题，而不是追求流程上的正确。

这样一来，就违背了越拖延越高效，拖字诀可是官场上的大杀器，只要我不处置，我就不会犯错，对于官僚而言，这就是对自己的高效，不犯错的高效与稳定。

只要拖着不办，就是对自己的稳定，对自己的高效。至于问题？那是公共问题，跟我个人有什么关系？

顶头上司十分的专业，对各种事情十分了解，总是一针见血的找到问题，催促做事，做的越多，错的就越多，不如拖，拖一次，十次，拖到所有人都筋疲力尽，不再关注为止。

专业人士对于成本的掌控有基本了解，就没有了油水的空间，做任何事都不能‘越费钱越便宜’了。

王崇古领的鼎工大建，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对土木之事极为了解，他从扬州知府开始就修城墙，到了宣府大同修关隘、营堡、边城、长城，对于土木的成本，包括贪腐成本就了解，总是将油水控制在底线范围内。

比如冯保就不敢把一个鸡蛋作价十两银子一个卖给皇帝，大兴县的县令，也没办法用一亩地产三万斤番薯糊弄皇帝，这都是专业人士对事实的掌控，让官僚体系无法利用各种漏洞，合理合法的侵吞。

越费钱的鼎工大建，对于参与其中的任何人，都是可以占到便宜的。

而越秘密越公开，其实就更好理解了，只要不公开，甚至不记录，就会稳定，稳如泰山，大明中书舍人，总是去入厕，实在是躲不了，就挑挑拣拣、颠倒顺序，让事情变得有利于自己的稳定。

每一个中书舍人记录万历起居注，都奉行这一金科律例，从没有改变过。

官僚体系的第三原则，无责任化流程。

通过繁琐的、精巧的制度设计，将不合法、不合规、不符合公序良俗的事情，通过流程，变得合法合规，最终达到‘没有人需要为祸患负责’的效果，你皇帝想追责？全都是无辜的，你追究谁的责任？

而专业人士掌控部门，这种精巧制度设计，就会失效了，因为哪里出现了问题，专业人士一目了然，知道谁在捣鬼，即便是这次不说，下次也不会再用了，这样权力就会在绩效之下失去，自己被取而代之。

所以，官僚体系，非常抗拒专业人士的出现，外行领导内行就逐渐成了常态。

万士和起初不懂礼法，他也不知道皇帝亲自探望成国公朱希忠是在降阶，也不知道全楚会馆蹭饭是一种极高的礼遇，也不知道皇帝以大将军府黄公子身份行走违背礼法，他全以为陛下孩子心性、不拘小节，纡尊降贵，长大了自然不会做了。

可后来万士和读书读得多了，知道了违背礼法，却不纠正，因为纠正就是自己失职，也没人说，万士和自己当然不会跳出来，告诉所有人，我这个礼部尚书不合格，连最基本的礼法都不懂，下属们都在等着看我笑话，就这么拖来拖去，拖到万士和人都走了。

新任礼部尚书沈鲤，在营造郊劳台查旧典，才发现，万士和留下了这么一个大坑。

“纠正还是不纠正，这是一个问题。”朱翊钧看完了沈鲤的奏疏，笑的前俯后仰。

沈鲤不纠正就是违背职业道德、专业素养、骨鲠心性，纠正就是逆上，最终沈鲤还是选择了逆上，上奏说皇帝的行为，不符合礼法。

“难得糊涂吧。”朱翊钧给出了批示，这种情况不是礼部的错，也不需要礼部尚书背负责任。

道爷修仙、先帝神隐、朱翊钧主少国疑，这么多年来，皇帝是不太活跃的，所以这些细节，礼部官员自己都忘干净了，这降阶的礼法之争，早就没人研究了，这也是万士和能糊弄这么多年的原因。

他知道别人不知道，他就可以糊弄。

这是个巨坑，无论沈鲤纠正还是不纠正，一个弄不好，就是个万历大礼议之争，为了礼法的事儿，搅的整个大明朝野上下不得安宁。

而皇帝降阶郊劳的曲礼，引发了对降阶之礼的钻研，朱翊钧在纠正还是不纠正之间，选择了‘还是’。

朱翊钧是不在意万士和这种程度的糊弄，因为他的一切行为都是自发的，他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如此活跃，就为了一件事，站着当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