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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四十一章 全员内鬼（第2页）

而克莱斯特彻奇教区就是这样的反面典型，在大法官厅、内务部与中央卫生委员会多次要求教区执行命令后，克莱斯特彻奇教区依然拒绝支付公共卫生开支，针对政府文件已读不回。

而作为全国卫生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大法官布鲁厄姆勋爵对于克莱斯特彻奇教区的逆反行为自然是勃然大怒。

他要求大法官厅直接在《英国公报》上公开刊登命令，要求克莱斯特彻奇教区必须在一周之内从济贫税中支付200镑用于霍乱医疗。

但幽默的是，当地教区委员会对大法官厅的回应只是轻飘飘的一句——此乱命也，克莱斯特彻奇拒不奉诏。

但更戏剧性，也颇为不列颠的是，在双方僵持了数周之后，最终还是大法官厅服软了。

一周后，大法官厅在《伦敦公报》重新刊载了新命令，不再要求克莱斯特彻奇强制执行命令，而是转而同意授权当地卫生委员会通过公共捐款筹集100镑的医疗资金。

当亚瑟看完了这些报告，也终于理解了两位医生上火的原因。

这些东西，他看着都上火，别说这两位在里面做事的了。

拉塞尔医生摘下帽子一个劲儿的扇风，虽然伦敦的冬季很寒冷，但是丝毫不影响他在中央卫生委员会能做到大脑超频。

拉塞尔开口道：“说回来，黑斯廷斯先生，你从利物浦反馈回来的那份报告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不光利物浦在进行霍乱源头的调查工作，我们在伦敦也在进行类似的考察。不过将统计学引入医学工作当中，确实是很不错的尝试。我们根据利物浦经验分析了伦敦爆发的病例，但是得出的结果嘛……”

亚瑟一挑眉头，放下文件问道：“结果有出入？”

巴里医生点头道：“据调查，伦敦的病例中，有接近半数都发生在泰晤士河以南。为了搞明白这是为什么，我们的医学调查员被派往了伦敦霍乱的始发地伯孟塞是这样的。

根据调查员在伦敦街反馈的报告来看，我们确实发现当地的饮用水状况并不好。那里充斥着散发恶臭的下水道，一条窄窄的水带在明媚的阳光之下，甚至会呈现出一种浓绿色的黏稠状。

有的水甚至不能说是水了，它们看上去更像是泥浆。可是我们却得知，这就是该地区的饮用水。不过虽然饮用水状况如此糟糕，但是根据数据对比，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表明，从该水井取水的居民比从其他渠道取水的居民遭受的损失更大。

伯孟塞地区的居民发病率并不比周边地区的居民更高。当然，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同您的看法，从这种肮脏的水井流出的水肯定会导致当地居民健康恶化，但是它究竟是不是霍乱感染的媒介，我们没办法轻易下判断。”

拉塞尔医生也自嘲似的补充了一句。

“不过话虽然这么说，但如果您想要改造贫民区糟糕的卫生环境，我举双手赞成。因为改造城市即便对防治霍乱不管用，也一定会对猩红热、百日咳等其他疾病产生预防作用。

但是，到底改不改造贫民区，是否重塑城市的水源供应系统，我们说了不算。议员们要考虑预算超支的问题，教区委员会不愿意为公共卫生多掏一分钱。就算我和巴里两个人扛着铁锹去地方上真操实干，一天挖个十几英尺也就是我们的极限了。”

巴林也微微点头，他望着身旁的亚瑟道：“所以说，这就是现在的问题。坐在这里的，都是同意对我们的城市做出改造的。但是问题在于，预算必须要经过议会的批准，概念要取得社会的认同，愿意投资公共卫生的现在属于少数。”

迪斯雷利开口道：“巴林先生，不瞒您说，虽然您是个辉格党人，而我是个托利党人，但是我们对于公共工程投资方面的看法却是相通的。与其这样每次在疾病到来时，临时性举债预防，不如直接大笔投资解决根本问题。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城市改造预防疾病，从长远来看，对政府而言，这笔投资其实是挣钱的，因为它避免了大笔不确定的临时性公共卫生支出。”

巴林回道：“我们的看法确实相通，但是我们遇到的问题不同。如果就我所在的辉格党而言，他们主要反感的是由于霍乱引起的政府权力扩张问题，但是对于举债建设方面却不是太过抵触。

但是您所在的托利党，哪怕皮尔爵士是个托利党自由派，但是他依然坚持应当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体制，如果他在布鲁厄姆勋爵的位置上，肯定会想尽办法让克莱斯特彻奇教区把钱掏了。

但是相应的，皮尔爵士对于政府负债的反应很敏感，托利党的不少人也同样如此。一下子让政府发行这么多建设公债，而且还是投资回报不确定的公债，怕是很难过关。”

亚瑟听到这话，立马出声道：“其实二位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很好解决。”

巴林打量了一眼这位年轻警司：“您是有什么好办法吗？”

亚瑟开口道：“各位辉格党议员们的忧虑对于维护不列颠自由传统的决心，我充分理解。但时间是流动的，传统也总是在变。正如上个世纪末，辉格党内还有不少为法国大革命抱有极大热情的议员，埃德蒙·伯克也一度为法国大革命大唱赞歌。

但是当大革命的癫狂浪潮越卷越高时，各位绅士也慢慢冷静了下来。这时候他们回头再看，才发现自己曾经的一些观点，好像只是热血上涌时的头脑发热。好像就在一夜之间，整个辉格党的风气都转变了。

现在坚持的，不代表未来还会坚持。我相信，如果他们继续在霍乱防治问题上摇摆不定，当灾害殃及他们自身的时候，他们会同意牺牲掉一部分自由来换取全社会的卫生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