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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第3页）

南坪85号中最早的住户是师范学院的校长系主任以及党委书记们。随着时代的变迁，住房条件的改善，校长书记们分批搬出了这栋破旧的老楼。取而代之的住户都是一些地位不高的教职员工和新分来的青年教师。

楼上203室从六十年代中期就一直空着，即使在师范学院住房最紧张的时候也是空着，没有人敢住。

据说，这套一室两厅的房子是凶宅。

如果要解释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我想，我们必须从203室的过去讲起。

这间203室最早的主人叫郑作维，曾任师范学院的生物系。五十年代中期这栋楼建成后，郑作维和校长书记们一同搬了进来，在203室一住就是十多年。

据说，楼前那棵大槐树就是郑作维刚搬来时栽种的。

后来在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中，地主家庭出身郑作维受到残酷的折磨，精神几近崩溃。在一次批斗会上，他的左眼被红卫兵们挥舞的皮带扣打瞎了。

这位对革命忠心耿耿的可怜人悲愤与伤痛之余，终于失去了继续活着的勇气。第二天晚上从医院爬回家后，就在饭菜里撒下了事先备好的砒霜。

一家四口，连老婆带一儿一女，不到几分钟时间，全家共赴黄泉。

一周之后，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小将们踹开203室的房门，才终于发现这一家四口横死的尸体。由于当时天气炎热，每具尸体上都长出了斑驳的尸斑，情形相当可怖。

郑作维的老婆和女儿都倒闭在饭桌旁，22岁的儿子郑浩倒在门边。看得出郑浩在临死前想爬出203室，从他伸出的手以及地上的血迹可以推断，在死亡前他曾做过非常惨烈的挣扎。

郑作维的尸体倒在北边的窗户下。他的脸上浮着一种奇怪的笑容，鼻孔和嘴巴里都渗出血迹，仅存的一只右眼凝望着窗外那棵他亲手栽种的大槐树。

在公安机关对现场作出自杀的判断后，一家四口的尸体就被师范学院的革委会领导出面火化了。

接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伴着文化大革命人人自危的心理，这幕惨剧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文革后期，师范学院各部门逐渐恢复了正常工作。住房分配小组把这套空了几年的203室分给了一位姓邓的青年教师。这位邓老师年龄已经不小了，急着要房子结婚，所以并没在意这栋房子里曾死过人。

婚礼顺利举行。到了夜晚，在闹新房的朋友们散去之后，小两口宽衣上床，刚要开始羞涩的亲密时就听见几声怪笑。笑声清晰明亮，仿佛夹杂着些许伤感的味道，猛然听来竟很难分清是到底笑还是哭。

起先邓老师还以为是朋友们在跟自己开玩笑，并没有理会。

可是笑声一直不断，有时候还夹杂着几声女人的啼哭。再加上窗外随风摆动的槐树枝叶，在寂静的夜晚就显得出奇的恐怖。

邓老师终于明白这栋房子真的在闹鬼。于是，他连夜就搬出了203室。

可是，恐怖的悲剧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结束。

十个月后，邓老师的新婚爱人难产，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就死了。到医院大夫们剖开孕妇的肚子，发现了一个早已死去多时的怪胎。

这个胎儿没有眼睛，鼻子上面是一个又大又软的额头。

有个好奇的大夫用手术刀轻轻划开了死婴的畸形额头，发现死婴的头颅里竟然没有长脑子，却长了密密麻麻几百个眼睛。

怪胎的事很快就被传开。处在丧妻之痛中的邓老师不久也调走了。

在一连串怪异神秘之后，已没有人再敢住进203室了。这套房子就这么一直空着，直到日历被翻到一九八七年。

八十年代后期是一个全国性的住房紧张时段。师范学院的很多青年教师员工因为没有分到房子，或者迟迟不能结婚，或者祖孙几代人被迫挤在十来平米的简易棚屋里。

学院负责分房的领导焦头烂额，情急之下又想起南坪85号这套空了十多年的203室。

这次分到203室的是一位新调来的研究生。刚来单位就能分到一室两厅的房子，研究生很是兴奋。他怀着钻研科学的诚恳态度想把房子粉刷一新。

在粉刷过程中，研究生奇怪的发现，明明刚刚粉刷过的雪白墙壁上不知怎么总会冒出一些血点。他把这里的血斑抹白之后，那里又会出现新的血斑，就像有人在故意开玩笑似的。

恰好这时候研究生的哥哥和嫂子抱着快三岁的小侄子来看他。小侄子一进203室就指着北窗户底下惊恐地大哭起来，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研究生和哥哥寻声去看时，看到的只是雪白的墙壁，窗外依旧摇曳着沙沙做响的槐树，什么怪异也没有。

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