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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五

判决下来，阿西以窃取机密罪判刑11年，我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获刑6年。我问法官，文件都在你们手上，请问我泄密泄给了谁？谁看见了这些秘密？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不回答，只是劝告我们不要上诉，说这是省政法委内定的案子，上诉也没用。我当然清楚这一套，于是选择了尽快去监狱——与世隔绝一年几个月了，我需要知道我那在武汉抢救的癌症父亲，是否还健在人间。

1992年初春，我和阿西分配到武昌监狱，之后警方来人干预，说不能把我俩放在一起，于是劳改局又把我调到他们的直属入监大队——当年著名的武昌起义门55号。在这里未久，我很快成为了二小队的“牢头狱霸”，官方说法叫大组长。在这里，我终于可以见到亲人和朋友了，我在心中还在暗自等待熊召政来主动探监，解释一切。

我在劳改队很快帮他们设计出一种工艺品，用篾条做装饰画投放市场。队里的管教统称“干部”，都很同情我的身世遭遇，对我十分友好。一天指导员【均可证明】来对我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你的那个朋友熊召政，现在【1992年，多么华丽的成功转型啊】已经是武汉著名企业家，某高尔夫俱乐部的董事长。我带你去找他，请他帮我们买一点这些竹画吧。

其实那时已经有朋友告诉我，他正和湖北第一太子合作成了富翁。我当然想去看看他究竟对我如何解释，于是就同意了。指导员带着我第一次上街，找到了他的写字楼。但是他不在，秘书打电话给他，我平静地向他说明来意，希望一见，他支支吾吾托词说很忙，但很爽快地叫秘书立刻付款买下了我背去的20幅竹画，成交额一共400元。

他再也没有出现，而我开始漫长的等待。在艰难地熬过四年半之后，我终于活着提前出狱，而父亲则已病逝半年了。母亲陪我住了十天，之后跳江自杀【详见拙作《江上的母亲》】。我决定离开武汉这个伤心之地前，计划最后一次去找熊召政——我想再给我们自己一次机会，我还是不想从此结下深仇，最后覆尸二人流血五步。

我打探好了他的豪华办公室【洪山宾馆】和手机，亲眼看见了他从凯迪拉克下来进去，然后给他电话，告诉他我已到门口，只想见一面就走。他明显惊慌地说，好好，那我让秘书来接你。半晌秘书出来，把我带进了他的豪华大班台前对坐下来。秘书司机等人流连在屋，不肯出去。我知道他怕我行凶报复，我苦笑说我只是来看看你，一别五年，听你叙叙别况吧——我在给他最后陈述的机会。

他叫秘书给我拿来了一个盒饭，故作神秘地对我低语说——我出来了一直还被他们监视着的，你看外面坐着的那几个人，就是警局的便衣。我看他完全没有任何解释和道歉，反而还想吓唬小孩。只好对他说——既然这样，那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吧。他尴尬地送我到门口，强行给我衣袋里塞进一摞钱，然后关上了他的铁门。

我揣着他赏的1700元人民币，终于踏上了异乡之路。我们再也没有相问相见，直至十几年后的今天。

六

十几年来，家破人亡，我独自放逐在这个叫做祖国的土地上，从来没有选择出境或者流亡。我要远远地看着他发财，远远看着他托人四处打点以获矛盾文学奖，看着他这个被开除党籍的人，竟然再次苦苦地去竞争省作协副主席的爵位。我甚至还将看着他以民主人士身份去争当全国政协代表，去出席这个党的各种会议。最后，我将看着他慢慢地死去，他比我要老得多，他一定会死在我的前面。

当然在这个国家，还会有各种意外——也许我会走在他前面。但是写完了这一篇文章，我就不怕也无憾了。因为至少他不敢在我身后，再来歪曲历史，甚至再来怀念我们曾经的战斗友谊——因为他竟然好意思在他出版的旧体诗集里，还保留着赠送给我，赞美我“白眼青钱不受封”的两首律诗。

他和黄苗子冯亦代一样，都是著名的文人，一样的风雅和风度十足。他们在这个邪恶的国度，似乎也吃过亏，但最终是占尽风流。我会嫉妒他吗？不会。因为我比他活得轻松自由，活得毫无歉疚和罪恶感。我不敢想象他的每个深夜，扪心自问时是否有过汗颜，独自在途时，是否有过恐惧。我等了十几年，想看看这个天天写文章的人，是否会写一篇我们，是否会暗示一点歉意。哪怕只有一点，像冯亦代那样一点，那我也许还是会原谅。

因为我知道要谴责总督而不只是诅咒犹大，我知道强权体制决定的人性卑劣有时情有可原——我就是从体制走出来再到监狱的，无论警匪两道，我皆不陌生。但是当一个人欺骗了他的至交，竟然毫无愧怍之时，我确实做不到埋下斧头放弃仇恨。两月前，章诒和大姐知道冯亦代的事之后来信说——我泪流不止，我想到了你的受骗。但你时间短，而我们一家人却是被骗了一辈子。我不会沉默，除非杀了我。

她很快做到了，她将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绑上了耻辱柱。我深深地理解支持她，对于那些批评她没有恕道的人，我只想问——你们可曾有过这样的疼痛？在这个国家干脏活并不稀奇，但是干了你要承认，你要主动道歉。你连起码的良知和歉意都没有，凭什么历史要对你宽恕？别人受罪你受赏了，你就该主动灵魂下跪。

我已经被审判过一次了，总有一天，该轮到他来面对末日审判。如有人质疑我上述不实，请耐心等待一切解密的那一天，一切都在案卷里纪录着，就像东西德国合并后那样，到时人人皆可查阅。如果熊召政愿意起诉我诽谤，这次，我应该有权和他对簿公堂了——那将是我最高兴看到的一个时代和一天。

我等着，冬天已经到了。后面的话，我无须再说。

最后我要重复前人的话说——在一个邪恶的时代，我无意做任何英雄；我只是凭着良知，做了我该做的事，受了我该受的罪。谨以此文祭告我含恨死去的父母！谨以此文纪念那一年牺牲、流亡和受罪的的无辜人们！

卿本佳人　奈何做贼

——我对熊召政的继续质疑

一

自《是非恩仇二十年》发出以来，除开收到无数声援之外，我还接到了两位朋友的斡旋电话——邀约我和熊召政相聚释疑握手言欢。其中一位是武林大兄辈人物，与熊我皆有深交。他担心我对熊的“为难”，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因此应熊之请，愿意出面来促和。我对这位兄台说——江湖之重，乃因道义二字。熊某十八年来视我若无，不给解释，必是自信我拿他无可奈何。他有钱有势有官家保护，而我只有真实而刻骨的记忆。我已宣战，请他接招吧。天下人心是最大的江湖，敢在今年揭发，我岂会在意危险？请将此信转发给他。

我不知道熊召政是否读到，但是此前他通过这位朋友转告——他答应我的要求，可以由我邀约当年的师友，他当众给我道歉，但是不能具体解释当年缘由。我说如果这样，那就请他给我电邮道歉或解释吧。但他不愿留下文字记录，拒绝了我的要求。

这位朋友还是去武汉和他见了面，并希望我到时能接听一下熊召政的电话。于是在八号夜晚，熊召政用这位朋友的手机，给我来电。中途这位朋友对熊说——你们谈这些敏感问题，你用你自己的手机吧。再一小时后，熊又借了一个别人的手机给我打来，前后两段谈话共计半小时多。整理其话大致如下，随后我再展开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