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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第1页）

的女儿，同时也不希望对方放弃多年努力终于可以成行的好事，只好拒绝了。事关隐私，或者不实；但有个真实的细节则无可隐去――多年后的某日，李斯大醉，深夜打的，司机问去哪里，李斯泪流满面的说：去温哥华。司机愕然。

我知道暗恋甚至明抢李斯的人不在少数，他在多数时候显得像一个“不勾引，不拒绝，不负责”的人，但仍有少数人会弄得他撕心裂肺。一番风雨一番秋，玩着闹着就到了中年，荡气回肠的往事都会渐渐被自己刨土掩埋。

一般而言，他是一个可以给朋友带来欢乐的人。那些来来去去的雨啊，渗进土地，最终还会蒸腾为云为烟，为各自心头横抹的晚霞，于枯淡的人生里暗藏一道隐秘的奇观。

在最近的一次讨论里，他略显悲哀的问我――当我们不再有激情，不再有能力去爱时，我们的生活还剩下什么？我说不会，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期将会无限延长，会永远充满老年维特的烦恼。他听后大笑，他说你的乐观确能感染我。

十

回想起来，诗酒订交已然22年，那时的我们还相信国家热爱生活，相信有一个远方值得我们去追寻。那时的他总是收拾完行装，来邀请我和熊红陪他去扒煤车，说拉到哪里算哪里。他永远有无数个新鲜有趣的主意，邀约我们去实行。

90年代我和他相隔幽明，他怕我在里面绝望，来信鼓励。他说――外面虽然经济繁荣，许多人富了，但你不要急。等你出来，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精子销售公司；熊红的形象好，先拿他挤起卖，估计他还没挤完，我们都发了。把我顿时说得眉开眼笑。

他每回来探监，总是要抱着两岁左右的女儿，趁管教不注意，急忙从孩子的襁褓里摸出一瓶二锅头，暖烘烘的塞进我怀里――这在监狱是大忌，一旦发现，连他也要受罚。他知道兄弟好这口，只好把孩子弄来做地下交通员。

古人说白发如新，倾盖如故，这种高谊在我们之间始终保持。而今的他，正在英国乡村的一个贵格派教堂里研修神学，彼此电邮往返，既谈天问般的玄言，也谈同修们的颜色。

我想说他是一个十分纯粹的男人，是少数能坚持不落俗套的活着的人。与他讨论任何正邪话题，他都可以妙语连珠。其幽默充满智慧，但内心又是非常的伤感和绝望。某日在一歌舞厅，我们目睹一群流氓冲上舞台追打演员，可是我们已经老得没有力气打抱不平了。于是他掩面痛哭，他摇着我的肩膀哭喊着质问――这就是我们留给孩子们的一个国家吗？

我为此感到锥心的疼痛，我深知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但我们却都早早的放弃了任何努力，且任凭酒色财气也无法疗治我们积年成疾的内伤。即使是一个老酷客，最终也会像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一样，消失在时光的深处。

革命时期”的浪漫

一

大理的冬天完全是个无雨之城。初来乍到，我几乎被每天的蓝天丽日烤枯了；许多年来积存在身体内部和心中的潮湿，仿佛正在一点点烘干。人如果不被往事浸润的话，在这个疏世独立的古城，原是有可能坐化成一具精神木乃伊的。

然而，很久不响的电话终于还是惊动了午后的枯坐――我想，在中古时代，这种铃声的旋律，大抵类同于雪夜柴扉的剥啄――多有可能是某位乘兴而过的高朋，来云中访友了。但我看见屏幕上的来电显示，却是“无法识别”几个令人扫兴的汉字；就像都市中人透过猫眼，窥见门外的一张陌生面孔，多半连迎迓的兴趣也会丧失。

一瞬间我想起趣友李斯，某次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那种千娇百媚的女声，一听见他那粗哑的牛吼，急忙道歉说――对不起，我打错了。他急中生智赶忙说――也许你并没有错啊，我们何不聊聊？人生有一点美丽错误难道不是同样也愉快吗？女声咯咯的笑了起来，于是电话也就将错就错了。

李斯是我非常心服的知交，一个研究神学的人，常常能从俗世中发现真谛。他喜欢给我灌输一句名言――好运气只会敲一次门――意思就是说你要开门开晚了，人家就去敲隔壁阿二的门去了。于是，我还是接听了这个来历不明的电话，潜意识似乎也在渴望李斯式的错误；用《简爱》中罗彻斯特先生的话说――是过错而不是罪过。

二

80年代末期那个著名的“春夏之交”时，我正好也在南方的一个岛上享受太阳；海边的阳光向来潮润，而那一年，于记忆中则似乎更湿且蒸发着腥味。

我每天下班后，先回陋室脱下警服换上花里胡哨的便衣，然后骑上摩托就往海滩跑――对了，那时我竟然是该市的警察――连我妈都不怎么信。

那时这个国家已经沸腾了。好像除开总理府，从上到下都在同情那些街上的孩子。我过去也曾经是爱上街玩的孩子之一，现在脱下袍子换袈裟，自然就不便去赶场子了。尽管许多过去的兄弟频频来信相邀，我依旧孤悬海外似的在做逍遥派。当时的形势正好还在喜剧和闹剧之间，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回恐怕大人要向孩子赔礼了。于是，我对一些故人戏说：我就不来摘桃子了；万一你们挨打了，我再拿屁股来帮你们接板子。

岛上的孩子们要比大陆的上街晚一月多，于是警察们也就少受些累，我以为。某天我经过一中，看见一群孩子在募捐，那时我工资不够吃喝，心中有感，还是忍不住塞了些散碎银子到那纸箱中去，以示雷子也是人嘛，天良未泯而已。次日上班，政治处的朋友笑着暗示我――你那点钱请我们喝酒不好？我才知道原来“国家”并未逍遥如我，他们还是暗中忙着。

五月的黄昏我从海滨归来，只见满街突然人流如潮，往省府门口滚动。我几乎忘了我的职责时，一个头儿看见了旁观的我，严肃的说：快回去换衣服，到省府集合，你负责陪局长。我急急如律令赶去时，但见红旗开处，两厢人马已然射住阵脚，各自席地而坐，仿佛歌咏比赛。我方对阵的是武警，咱们干警则不用去搞人墙拔河，只在人群中游弋；我更舒服，当王朝马汉陪首长对话。

当月的流行词还是“对话”。各地都效仿京都，一方鼓噪着要和当家的对话，一方坚决只派宦官出场对话――其实双方皆未弄清到底要对什么鸟话。岛上气候已经很热，孩子们都是夜里才出来爱国，我们也只好苍蝇陪着蚊子熬夜。等他们的代表和大内的寺人海阔天空“对话”完毕，五更时再派车送孩子们回校，我们才能回去睡觉。

那时我依旧只是生活中的旁观者，每天颠倒黑白，作为内侍，在省府礼堂的对话室静观风云变幻和世相百态。我知道我心灵的方向，常常又忍不住为双方的愚蠢而暗自捶胸或者面壁苦笑。其时，我真未意识到我会为这场八不相干的戏剧改变一生；当然，也没想到轰轰烈烈的街头革命正把一场浪漫情感，悄无声息地推进我的心中。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