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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9部分（第2页）

陈济棠顿时眉开眼笑，喜气洋洋地说道：“曾秘书，我要提拔你当我的秘书长！”

“谢伯公总司令栽培！”曾传诏立刻跪拜行起前清大礼来。

“传诏之名，今日果应验也！”古应芬得意地笑道。

“哈哈哈！”陈济棠往太师椅上一靠，发出一串颇似帝王般笑声。

古应芬把头凑在陈济棠的耳边，问道：“老弟，反蒋开府之事？”

陈济棠在得意之中，仿佛见院中那“顽石”在轻风竹影之下也在频频点头一般，他响出一拳“台炮”①：

①粤语即拍桌之声。

“干！”

五月三日，陈济棠通电反蒋，接着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通电响应。陈济棠挤走了拥蒋的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以武力解决了陈铭枢的四个保安团，同时接收了广东省政府。五月二十八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以两广为基地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抗衡。蒋介石在江西对红军的第二次“大围剿”方告惨败，紧接着陈济棠又从广州给了他狠狠的两“砖头”，蒋介石被打得惜头转向。紧接着“九·一八”一声炮响，强敌入寇，内忧外患，一齐俱来，蒋介石不但当大总统的迷梦被击破，而且连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地位也保不住，这年十二月十五日，他被迫发出下野通电，宣告第二次下台。

却说陈济棠打出那两块“砖头”之后，广西的局面也为之一变。粤、桂之间化敌为友，粤军余汉谋部奉令撤出梧州一带，由桂军黄鹤龄师接防，至此，残破的广西复归完璧。

李宗仁在广州国民政府中，得任国府委员。蒋介石下野后，南京政府以林森为国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均退居幕后角逐，宁、粤两个政府，在一片国难声中对峙，时而攻讦，时而议和，政局如走马灯一般变幻。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发表宣言，严正指出，宁、粤两个政权“皆依赖军阀，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同为革命罪人”，真可谓入木三分，一针见血之论！

这天，李宗仁、白崇禧去广州开会，到广州后，他们顺便去香港窝打老道看望黄绍竑。黄绍竑穿着一身蓝条格子的睡衣到客厅接待他们。白崇禧笑道：

“季宽，你这一身打扮，怎么象个广西善后督办的样子啊？”

李宗仁道：“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回去当你的广西省主席吧！”

黄绍竑摇着头，说：“我这神仙似的日子，你拿个省主席来也不换！”

“那你想怎么办啊？”李宗仁问道。

“还不是和唱戏一样嘛。”黄绍竑耸了耸肩膀，“有人在台上唱啊蹦啊的，到时候得下来歇一歇，又有人跳上去接着唱啊蹦啊的。”

白崇禧见黄绍竑这话说得模棱两可，便问道：

“你还盼老蒋上台么？”

“你以为老蒋是真的下台么？”黄绍竑反问道。

“老蒋上台后你准备怎么办？”白崇禧最怕黄绍竑投蒋后来拆广西的台。

“以前是怎么办，今后还是那么办。”黄绍竑垅的话仍然是那么模棱两可。

李宗仁忙将黄、白的话题引开，问黄绍竑道：“你在香港生活、经济上有困难尽可跟我们说一声啊。”

“困难？嘿嘿！”黄绍竑冷笑道，“不瞒你二位说，我这三幢洋房，用的是老蒋给我到梧州就职的二十万块钱买下的。”

“啊？”李、白二人恍然大悟，似乎一下子明白了黄绍竑的心意，却又似乎一下子更加糊涂了，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上，人也变得更难以捉摸了，真是“楚客莫言山势险，世人心更险于山”！

李、白二人劝黄无效，只得怏怏而返。他们回到广州，开了几天会，又和陈济棠在颐养园密谈了几次，无非是为了巩固自身地盘，攫取更大的权益，进行多方活动。忽一日，张发奎突然由上海南返，到广州来找李、白。原来，当粤、桂合作，准备开府广州时，白崇禧、张发奎由南宁到广州，劝陈济棠和古应芬，应请汪精卫来粤主持大计，白说：“目前和蒋对抗，胡先生还未回来，汪先生正在香港，唯有争取汪的合作，才能增大我们的号召力。”张发奎在政治上本来是依靠汪精卫的，汪能到广州来主持大计，自然对己有利，因此要求亦更为迫切。古应芬是胡汉民的心腹，深知胡、汪之间明争暗斗，势难合作。而汪在胡被扣之后，又在香港发表了一番对蒋、胡各打五十大板的谈话，为此以古应芬为首的胡派对汪更为不满，本不拟请汪来广州合作，但见白崇禧、张发奎力主请汪，古应芬生怕拒汪而引起粤、桂联盟的破裂，因此只得请白、张赴港迎汪来粤。

却说汪精卫自从北平扩大会议被迫散伙之后，跑到山西太原依附阎锡山，备尝“雁门关外度重阳”的萧条与苦闷。后来阎锡山下野，他只得又跑到香港来等待机会。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后，两广正在酝酿反蒋，汪精卫心里暗喜，他估计此时蒋介石不来请他，两广实力派也会派人来请他的。只要天下大乱，对汪精卫才会有好处，他盼乱，就象久困池塘的鱼，盼望暴风雨一样。汪精卫之才，实是乱国之才。有人将“国家不幸诗家幸”一句戏改为“国家不幸汪家幸”赠汪。

这天，果然他见白崇禧和张发奎联袂来请，便惺惺作态说道：

“健生兄，向华兄，你们还是让我好好休息吧，我正准备赴巴黎住尽年，这些年也实在疲乏厌倦了。你们要反蒋救胡，你们干去吧，展堂先生这个人啊，他是自食恶果，假若当初他不到南京去倡导什么五院制，又何至于今日为蒋之阶下囚呢？”

汪精卫唏嘘一番，很有些看破红尘的味道。张发奎见他的后台老板不肯出山，便急得叫喊起来：

“汪先生不到广州，我们根本就没有出路，因为我们不需要跟陈伯南搞什么合作！”

白崇禧也说道：“汪先生到广州，我们将予以全力合作，希望汪先生领导我们进行第二次北伐。”

汪精卫见白、张手上握有实力，请他赴粤又出于至诚，便叹道：“古人云：‘同明相见，同音相闻，同志相从’，二位都是北伐名将，欲为国家建功立业，兆铭虽然无拳无勇，但孙总理在病榻前留下的遗言犹在耳畔，好罢，我就跟你们走一趟。”

白、张请注固然出于至诚，岂料广州实权是操在陈济棠和古应芬手上，汪精卫到了广州，虽然没有吃闭门羹，但却被扒掉“皮肉”，只剩得一身“骨头”，陈济棠和古应芬只欢迎汪精卫一人入粤，对汪手下的大将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等却拒之门外。汪精卫心里明白，也不计较，一到广州，逢人便说：“过去我和胡先生政见不合，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大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汪精卫虽然说得慷慨堂皇，但背地里却命陈公博、顾孟余到上海活动，与蒋介石暗拉关系，看看哪头肯出高价，他便往哪头跑。汪到粤不久，粤方反蒋非常会议召开，产生了党、政、军领导机构。由于胡汉民还被囚于双龙巷，论在国民党中个人的资历，应该以汪为首席，但陈济棠、古应芬等胡派人物不愿为汪抬轿，也考虑到胡汉民有一天会回来，因此就决定各领导机构采用常委制，不设主席，由各常委轮流主持工作。汪精卫在广州国民党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两个机构中均为常委，与孙科、邓泽如、邹鲁、李文范、古应芬、唐绍仪、许崇智等七人平起平坐。汪精卫在孙中山逝世后，心里总想当党国第一人，绝不愿甘居任何人之下，也绝不愿与任何人平起平坐。民国二十八年他投降日本当汉奸，他的夫人陈璧君曾大言不惭地说：“投敌也要当第一人！”这是后话。汪精卫见粤方胡派有意排斥他，口中虽不言，心里早有打算。这次入粤，他本来以为胡汉民身陷囹圄，反蒋这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属，谁知仅得一常委，愤恨之余，便决定以在粤作政治资本，为以后与蒋合作讲价钱作准备。他命陈公博、顾孟余抓紧与蒋介石勾结。果然不久，陈公博便从上海传来信息，蒋介石通过宋子文说：“广东要汪先生只是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骨带皮尸起要。介公辞去国府主席后，党、政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