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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第1页）

女演员张瑞芳曾被回民亲切地叫作“我们的张瑞芳”。马松亭老人一九五七年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思绪低落，生活处境也很凄凉。“文革”初起，老人更是不安，常常闷坐在河边，一坐便是半天。

八月初的一天，他和夫人又来到什刹海岸边，闷闷不乐地坐到黄昏。突然，一抬头，他看见老舍先生独自一人拄着手杖慢慢地沿着岸边迎面走来。马老人拉他一起坐一坐。

老舍先生一开口，就让马老人夫妇大吃一惊。他非常坦率。他说他想不通，很苦闷，要“走”。

“马大哥，咱哥儿俩兴许见不着了！”老舍拉着老人的手，掏了心窝子。面对多年不见的老兄弟，他完全无顾忌，反而能对面直说。

马老人无言以对，站起来和他同行，送了他一程。

老舍先生说：“你们回家吧，我走啦……”

什刹海离家还有一段距离，除非专门来，并不顺脚。老舍先生是专门来的。

他似乎在选择自己的归宿地。

他记得他的刚烈而清白的两位殉难老朋友的选择。

马老人和夫人的回忆使我震惊，当风暴还未刮到他的头上时，他已经做好结束自己生命的一切准备，包括方式、地点。

马松亭大阿訇的回忆实在是厉害，它把老舍之死的谜团里的那最后一点残雾彻底的吹散了。

它说明，投水只不过是最后的一笔，图画的大框架却是早已勾勒好了的。

它说明，人比动物不知道要伟大多少，因为人能计划和安排自己的死。

它说明，就是没有八月二十三日的批斗，悲剧的结局也是注定了的。

它说明，士不可辱和宁折不弯并不能全部概括他的死。

全只因为，他是一个极清醒的人。他看到了灾难，不光是对他一个人的灾难。

他最后选择了太平湖，一个不出名的城外的野湖，是渔民养鱼和打鱼的地方。他对太平湖很熟。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他在这一带当北郊劝学员，专门管城外北郊的私塾，他的办公处便离太平湖很近。这段经历让他日后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三十年代，他替老母亲在和太平湖相对应的城根儿里买了一所房子，十间大北房，外加一个大院子。五十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在太平湖北面建了新校舍，他在那里作兼职教授，给中文系的学生讲过小说课。这里很安静，没有游人。

老舍先生成了太平湖中第一位殉难者。当天，曾有成百上千的人闻讯而来，消息迅速传遍北城。继老舍先生之后，太平湖成了“文革”殉难者的盛地，连续几日，每天几十人往里跳。

这一切，都是旁人无法替他安排的，是他的本意，有源、有根、有理。

他的好朋友巴金先生、冰心先生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放声痛哭过，国外的文学家率先写了悼念他的文章和小说，瑞典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甚至准备给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可是，这一切，他都不知道了，他走了，实现了他的哲学——当发生祸患时，身谏，投水，殉难。

这个悲壮而凄惨的选择，至今，还震撼着人们的心，深深地，重重地，久久地，让一切善良的人们想起来便黯然泪下……并在酸楚中终于明白了他的死的全部分量。

后　记

徐德明

老舍，巴金称他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曹禺说他“是中国当代的‘人杰’”；政府授过他“人民艺术家”称号；朱光潜认为他的小说屈指可数……。是的，《骆驼祥子》畅销美国，《茶馆》震动欧洲，老舍在世界文学中自有他的地位。人们期望更多地了解老舍，了解他的经历、性情、思想、人格……。这就需要传记：他传、自传，不止一种。

老舍曾经动过写自传的念头，后来又打消了。这给我们；其实是一本“准”《老舍自传》。准自传虽有编者的读解原则渗透其间，但读者也许更易从中获得彼时彼地真切的历史时空感。一般说来，人，尤其老人，总易于受一种潜在欲望的支配：在此时的认识、心境下重新度过彼时的生活。这样，自传便成了老人对自己青壮年往事的重新阐释甚至是塑造。从这样的角度说，准自传倒可以避免这种色彩与失误。虽然准自传的编者必不能如作者从头说起，逐时有序，到记忆中打捞沉淀，且在材料的安排上也难以做到严格的前后照应，但他的态度也许倒是更加冷静、更加理智、更加科学的，因而也许是更能接近真实的。

我从七七年入大学研读老舍，此后不断获得新的认识，心中逐渐有了一个完整的老舍活着。读了十六卷《老舍文集》，读了他的全部小说、戏剧、旧诗，迄今发现的新诗与散文、书》的脉络。老舍经常像曾子那样“吾日三省吾身”；像基督徒那样忏悔。老舍善于描述自己，他总是以“我怎样……”的形式向人们介绍自己剖析自己，剖析自己的行为经历，剖析自己的思想感情。我们可以从容地在这些材料中获得一个老舍的全貌。

自然，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关键在于怎样把握老舍的自传特质。他的自画像是：一个普通人、写家——会编写各种体裁的人物故事来抒发情感，追求真理的人——关心生命，关心人类的前途与未来，为此而甘心改造思想，包括舍弃自己的一切。我便是根据普通人、作家、求真的。

最理想的做法是突出“普通人”的生活经历与行为趣味，将“写家”特质只作为行为之一种，而“求真理”的生命态度则完全藏在自叙事实的下面。然而客观材料不依我的意志为转移。看人生的少年、青年时代当然趣味盎然；而一个职业写家的生活自叙肯定比“明星”逊色；更甚者：为求真理而“改造思想”，以“为人民服务”为使命，只注意社会与思想发展，故意忽略身边小事，这无疑会引导我们走进传记的类文章就有这样的侧重：青壮年“传行”，老来“传心”。要把这些协调好，实不易。我尽了最大努力，不致使自传像自然生命那样日渐萎缩。此外，在协调语调方面也是花了大力气的。》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我将老舍的自传材料作了适当的调度，合并、删节、组合。但我的准则是：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除删节、组合外，我仅仅加了极有限的几个贯通语气的字，用括号标出，想必能获读者理解。》直接取材于《老舍文集》、《老舍书信集》（舒济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并很大程度得益于胡絜青先生的《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外，参考了《老舍年谱》（甘海岚编，书目文献出版社）、《老舍研究资料》（曾广灿、吴怀斌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

老舍在我心中是神圣的。我不敢亵渎。能为读者喜欢，愿读者能像老舍那样作个普通的人，作个诚实的人，作个敬业的人，作个不懈追求真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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