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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但是这些年，政府一直不允许个人和民营企业以真正大股东的身份进入金融业，所以就形成了我们谈了很多年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最近金融业终于放开了一点，小额贷款公司开始出现，但是程度非常有限，原因有很多，尤其是理念上和意识形态上一些以往的误区没有消失。比如一个关键的误区是，个人和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后，既然他们都是为了赚钱去经营金融企业，那他们是不是会去放高利贷？但实际上根据我的研究，真正解决高利贷问题的办法正是开放金融，像保护股权投资者一样地保护放贷人的权益，这样，更多人和企业才会去供给资金，使贷款利息下跌，才可以解决好高利贷问题。

问：如果我们承认国企强势地位的存在和总会有宏观调控这样的事实，那么民营企业应该怎么做？我们已经了解到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它们尝试进入金融业；二是尽量避免进入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行业。您的观点呢？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宏观调控与国进民退（3）

陈志武：要做的包括几方面，一是从根本层面看，学界和决策层必须对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更深的认识，尽量避免利用宏观调控或别的名义打击民营经济。要更深地意识到“国进民退”的趋势一旦被强化，会给社会带来很多负面后果。尽管短期内完全改变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差距很不现实，但是大家认识到这些，这很重要，也该朝“国退民进”迈进了。

第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很显然，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它们无法与大型国有企业竞争，因为国有企业可以得到很多资本和金融支持。房地产行业最近一年多的变化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民营企业可以更多地在服务业等行业，以及涉及研发的行业寻找自己的空间和优势。当然，我知道研发也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但好在现在有很多私人股权基金和创业基金在中国兴旺起来，这从某种意义上正在缓解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融资劣势。民企可以利用国内和境外的VC和PE的支持，在R&D（研发）方面做更多的投入。之所以有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我觉得国有企业的优势在于模仿，它对成熟产品和成熟技术的模仿能力非常强，但在研发和创新方面却处于劣势。民营企业由于体制的灵活性和激励机制比国企好，可以更多地在研发和创新上占据领先地位。我觉得民营企业和个人创业者可以向那些最能够得到PE和VC支持的行业去发展，利用这种方式来规避相对于国企的融资劣势。

问：但是民营企业之所以纷纷进入资本密集的行业，正是因为它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规模上永远长不大，永远改变不了国企和民企的强弱格局。

陈志武：这个说法是误区。其实在服务业等行业，很多企业的规模也可以做到很大。在酒店行业、餐饮行业、旅游业和零售行业都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公司。这些行业不是制造业也不是重化工业。

三

问：金融危机的出现似乎让一部分人认为国有化反而具有一定优势，你怎么看这种趋势？

陈志武：很遗憾，这次金融危机让很多人得出了一些在我看来是很荒唐的结论，以为由国家和政府来主导经济，通过宏观调控甚至于微观调控，就可以更好地抑制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的风险。这种结论跟整个人类经济史是非常相悖的。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都在进行私有化改革，这种潮流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现象。我们不能目光短浅地认为，由政府来经营经济可以更加繁荣，这种看法很显然跟过去一百多年的人类经济史相悖。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美国政府介入一些公司和银行是其短暂的解决危机的手段，政府并不是从此以后就作为利益主体直接去经营这些公司和银行。

问：可能更为滑稽的是，从金融危机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目前的制度相对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而言更为优越。

陈志武：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还是有太多暴发户心态，许多人并没完全理解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如此之大，以至于这种不理解也没有妨碍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长远来看这些结论肯定会误导人。

我们必须意识到不管是美国经济还是西欧经济都已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美国经历了很多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但是每次它的经济都能出现根本性的复苏，这证明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非常好，它每次都能从危机中以更强的姿态走出来。我并不觉得这次金融危机跟历史上的其他经济危机有本质上的差别。但很可惜，一些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员，过度自信，低估了美国的自我修复能力。我希望这种过度低估美国自我修复能力的态度，不至于对中国的很多政策产生影响。否则，这反而会让中国错失一些未来的增长机会。

问：在2004年和2005年以后，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在海外公开上市，它们在业绩上的表现越来越好。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一点呢？

陈志武：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是要看到背后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原因。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在一定时期里肯定能享受不少WTO红利，主要表现在一些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企业拥有了更好的贸易机会，包括机械制造业。WTO红利包含的这些机会主要由国有企业和一部分大型民企直接享受，其他行业的企业也通过外溢效应间接分享。出口企业向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出口了很多的重型机械、设备等，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全球市场份额的机会。但是很遗憾，国资委把这些都归功于自己。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你刚才提到的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以及一些大型国企的股份制改造。这些国企利用香港联交所、纽交所、纳斯达克等美国资本市场提供的上市机会，到海外上市，资本市场对这些企业本身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包括透明度、管理行为以及业绩上的影响。

很多人以为这些大型国企的改善是因为有了国资委更好的监管，有了宏观调控的政策。这种看法很肤浅，他们没有看到资本市场提供的无形监管、监督和约束，以及这些看不见的手给国有企业带来的改善。

问：资本和金融的进一步全球化，是不是可以帮助中国的民营企业解决很多融资上的问题？

陈志武：的确是这样，这些年幸亏有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在过去给中国的民营经济提供了非常大的推动力量。我们可以看看中关村，看看今天中国的太阳能制造业。对于太阳能制造业而言，从VC、PE到最后上市，如果没有美国资本市场多层次的支持，中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几年时间内成为全球太阳能制造业唱主角的国家。换句话说，正因为海外资本市场、私人股权基金、创投基金和证券市场的支持，才使得中国民营经济不至于在国有企业垄断的社会里被全盘挤掉。

走出产权改革的误区（1）

本篇来源：2008年9月10日《南风窗》，记者赵灵敏。

中国的国有资产改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和改革开放的历程基本同步。从最初的承包制、砸“三铁”，到后来的买断工龄、“从头再来”，再到国退民进、管理层收购（MBO），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国有资产改革的必要性在哪里？如何避免改革过程中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