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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部分（第2页）

“王看守员和刘看守员，都在伪满受过罪吗？”

“那时候谁不受罪？”他说，“王看守员给抓了三次劳工，刘看守员被逼得无路可走，投了抗日联军。”

我现在明白了，不用问，东北籍的所方人员在伪满时期全是受过罪的。

我按着他的指导，果然完成了任务，而且是超额两倍。王看守员和刘看守员听说我捉住了老鼠，都像发现了奇迹似地来看我的“俘虏”，都称赞我有了进步。听着他们的称赞，我心里很不受用。这些在伪满时期受够了罪的人，把我的“进步”看得这样重要，而我却仍在骗着他们！

我每天照常到医务室工作，照常打扫屋子，给病人量血压，施行电疗，学习中医，那个矮个子日本战犯照常每天向我鞠躬。可是我听不清他的话了，《中医概论》变得难解起来了，给人量血压时常常要反复几次。妹妹和妹夫们来信继续告诉了他们的新成就，屡次向我表示祝愿，盼望我早日改造好，与他们共享幸福生活。这些话现在听来好像都成了责备。

秋天来了，我们像去年一样突击制作煤砖，副所长和干部们又一齐动手给温室准备过冬燃料。我尽量多抬煤，却尽量不想让所长看见，怕听到他的夸奖。这时如果听到了夸奖是比挨骂还要难受的。

有一天，到了施行电疗的时间，我忙一些别的事，晚到了一步，已经有两个人等在那里了。其中一个是那个每次鞠躬的日本人。我知道他是每次先来的，就让他先做。出乎我的意料，他却向另外那个做了个手势，同时说了一句中国话：

“您请，我不忙。”

“按次序，你先来的。”被他推让的那个蒋介石集团的战犯说。

“不客气，我不忙。我可以多坐一会儿。”他又像解释似地加了一句：“我就要释放了。”

我这还是头一次知道他会说这样好的中国话。我给那个蒋介石集团的战犯弄着器械，一边瞟了那日本人几眼。只见他面容严肃地望着对面的墙壁。过了一会儿，他的视线又移向天花板。

“这间屋子，伪满时候是刑讯室的一间，”他用低低的声音说，听不出他是自言自语，还是跟人说话，“不知有多少爱国的中国人，在这里受过刑呵！”

过了一会儿，他又指指屋顶说：

“那时候，这上面吊着铁链。墙上都是血。”他环视着墙壁，目光最后停在玻璃柜上。静默了一会儿又说，“中国的先生们修理这间屋子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是恢复刑讯室，报复我们，后来看见穿白衣服的大夫先生，又以为是要拿我们做解剖试验。谁知道，是给我们治病的医务室……”

他的声音哽咽起来。

蒋介石集团的战犯病号疗完走了，我让这日本人电疗。他恭恭敬敬地站立着说：

“我不用了。我是来看看这间屋子。我没有见到温大夫，请您转告他，我没有资格向他致谢，我是替我的母亲谢谢他。谢谢您，大夫先生。”

“我不是大夫，我是溥仪。”

也不知他听见了没有，只见他鞠完躬，弯身退出了房门。

我觉着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无论所方如何难于理解，我也要把我的假话更正过来。

正在这时，老所长到管理所来了，要找我谈话。

我推开了接待室的门。书桌后是那个熟悉的头发花白的人。他正看着一堆材料，叫我先坐下。过了一会儿，他合上材料，抬起头来。

“你们小组的记录我看了。怎样？你最近思想上有什么问题没有？”

事到临头，我又犹豫起来了。我望望那些小组记录材料，想起了众口一词的小组会，我不禁想：他听了我一个人的话，总是不相信的，我说了真话，有什么好处？不过，我又怎么好再骗人呢？

“你说说吧，这次小组会开的怎样？”

“很好。”我说，“这是系统的总结思想，结论都是正确的。”

“嗯？”所长扬起了眉毛，“详细说说好不好？”

我觉得自己喘气都不自然了。

“我说的是真话，”我说，“说我有过顾虑，这结论很对，只是个别例子……”

“为什么不说下去？你知道，我是很想多了解一下你的思想情况的。”

我觉得再不能不说了。我一口气把事情的经过说完，心里怦怦地跳个不停。老所长十分注意地听着。听完，他问道：

“这有什么难说的？你是怎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