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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部分（第3页）

这并非是它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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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回忆　1947　和　1948　年的事件时曾说，不可能有比这　更激动人心或更重要的时期了。“我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期

之一。在那个时期中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哈里？杜鲁门和美国拯救了自由世　界。”

其他人也有同感。国务院中一位年轻的经济顾问保罗？尼采在经历了长　期的重要的公共服务生涯后，也反映说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他感到像当时完成

的工作所给予他的那种愉快。迪安？艾奇逊的看法代表了所有这些人，他写　道，他们“参与了创世”。

他们的振奋部分地是来自当时极度紧急的状况。形势发展得很快。杜鲁　门回忆说：“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做事的时间却很少。”计划必须在最短的

时间内构想并阐明，运用想象力，做出决策也是如此，而且还总是要在现实　与政策的无法估量的效果之间权衡轻重。压力始终不减。乔治？埃尔西在回

答日后的批评时说：“你无法坐下来，占用时间来仔细思考，令人作呕地辩　论所有要点。你没有时间。后来的某些人可以坐下来几天、几个星期，并讨

论出怎样能把事情做得不同。这都很好，也很有趣，但却与当时的情况相距　甚远。”

由于期限的压力以及长期的紧张，人们的情绪通常总是很激动。围绕起　草后来成为马歇尔计划的最初报告的斗争是乔治？凯南所遇到的最痛苦的“一

次心智上的煎熬”。凯南与同僚们的一场紧张的辩论形成了他在国务院所经　历的一个受难之夜，以至他不得不离开房间走到屋外，绕着整幢大楼踱步、　哭泣。

此外，他们正在试图做的事情与以往所做的事情不同。他们正在开拓，　世界的形势，正如艾奇逊所说，“对于那些不得不去处理它的人的经验来说，　是全新的”。

在　1947　年春季影响每一个人的士气的最重要的因素还有总统在观点上　的变化，至今这个问题仍吸引着很多人的注意。描写“新”杜鲁门的文章大

量出现，因为这种变化确实引人注目。《纽约时报》报道说，他“情绪高涨”，　整个“华盛顿的政治局面已经改观”。奥尔登？哈奇在《自由》杂志上写道：

总统如今已“完全不同”，“镇静而有力”。“哈里？杜鲁门最近的变化被　各种评论归因于他的新顾问们，或者政治气候的变化，或者他本人性格上的

变化。事实上，这不是变化，而是成长。”《柯里尔》杂志写道：他的声音、　他的举止有了一种“新的权威”。他不再是罗斯福的“替身”。《时代》杂

志注意到杜鲁门的公众支持率猛增到　60％，称赞他对“他的职权的尊严所具　有的新意识”。《时代》杂志写道：总统已经有了“一种新的信心和一个新

的公式：顺其自然”。

4　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美国报刊编辑协会的几百名成员聚集到杜鲁门的　办公室，听他发表即席讲话。杜鲁门像往常与这种团体接触一样使人印象深

刻——轻松、自信，确信能以一种惊喜来打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他说，杜　鲁门主义绝非政策上的一种“突然”转变，他回顾了从他两年前在这同一个

房间中第一次与莫洛托夫会面以来的对苏关系的历史。他确信能够找到解决　与苏联之间问题的办法，相信一个长期的和平时代必将到来。“我相信这，

就像我正站在这里一样的那么真诚。”“支持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信念”是非　常必要的，因为与苏联人的谈判极其艰苦。“他们天天都在讨价还价，昨天

达成的协议可以对今天或明天要做的事情没有任何约束。我们必须确定我们　的政策是什么。”

他告诉他们，他刚与一位在　68　小时内做完环球飞行的飞行员谈过话。“从　道义上和国际上来讲，我们必须赶上这机器的时代。我们必须？？以这样一

种创造世界和平的方式来赶上它，否则它将摧毁我们以及其他每一个人。这　种后果是我们不堪设想的。”

他的属下都认为这是一次令人鼓舞的演说，与一年前在记者招待会上那　种笨拙的表现相比大不相同。

白宫班子的士气从未有这么高。杜鲁门骄傲地谈起他们，并深情地称之　为他的“团队”。他们也献身于他，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越来越了

解他，就像那些曾与他一起在陆军中服过兵役的人们一样。他们喜爱他，把　他看作是一个男子汉，并且像对待领导人一样格外尊重他，钦佩他的勇敢、

果断和那发自内心的正直。他们为之工作的总统，他们天天见到的哈里？杜　鲁门，几乎完全不同于那个刻板的哈里？杜鲁门、那个趾高气扬、满嘴脏话、

“喜欢激动的小伙子”了。他成了一个沉默寡言、性情温和、具有非同寻常　的仁慈之心的人，他对他属下的官员们的尊重，不仅使他们越来越欣赏他，

而且使他们越来越欣赏自己所担负的职责。

数年后，乔治？埃尔西告诉一个记者说：“肯定你也知道，他是一个极　富思想、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