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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使一部分劳力强的农奴家庭除耕种百亩份地和“公田”外，还有余力来开垦荒地，获得份地以外的收入。这样，不少农奴就把助耕公田当作负担，“民不肯尽力于公田”，“公田不治”，井田制这一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日渐没落。

公元前7世纪，管仲相齐，实行“相地衰征”，就是根据土地的多少和田质好坏征收赋税，代替了劳役制和贡赋。这实际上承认了井田和新开垦的耕地归各家私有。到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进行重大田制改革，废井田，开阡陌，给各家各户按新的更大的面积规划耕地，授田之后，不再重新分配，长期归其耕作，当时人们称此为“制辕田”。商鞅变法后，秦国废除了井田制，允许平民自由买卖土地。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就进一步承认了土地私有。　。。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2）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颁发了“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进行全国性的土地登记。这是由于秦对于东方六国的土地情况很难掌握。这次登记的目的是承认现实土地的占有状况，以稳定赋税收入。这样，秦朝也就以国家统一法令的形式，确认了土地的私有权，促进了封建地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和助耕公田的井田制相比，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激励作用十分明显。《吕氏春秋·审分》中说：“公作则迟，私作则速。”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劳动者也可以流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兼容，所以能够容纳较高的生产力。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封建社会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创造了灿烂的、无与伦比的农耕文明。

但是，中国封建社会这种以地主经济为主导的封建经济，存在着严重缺陷，学者郑有贵认为，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地主虽然拥有较多的土地，但这并不是为了追求规模效益而形成的规模经济，而是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和使用权的高度分散。在农业为主要产业、基本以手工劳作的生产力水平、土地资源稀缺程度远远高于人力资源稀缺的经济发展状态条件下，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土地使用费较高，劳力价格较低。这样，大地主选择出租土地比自己耕作或雇工经营更合算，而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尽管地租较高，也只能被迫接受租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地主与农民在土地上的关系是契约租佃关系，地主通过出租土地而获得地租收入，租佃农户是生产经营者，其经营规模狭小，是分散的小农经济。换言之，中国这种土地由地主占有、由佃农经营的经济，实质上是小农经济。

二是中国以地主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是小农经济长期化的根本原因。因为，政府从地主阶级利益出发，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抑制商业积累向工业资本转化，生产要素流动范围小，这导致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经营方式长久固化起来，生产力长期停滞，新的生产方式难以形成。

三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村的基层政权被地主阶级所掌握，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四位一体，形成垄断势力，对农民进行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剥夺，农民不仅要承受高额地租，而且还要承受高利贷、贱买贵卖盘剥、苛捐杂税及本应由地主承担而转嫁给农民的负担等，使农民几乎没有剩余，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有时简单再生产也难以为继，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甚缓。

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社会变革，一直走不出改朝换代的怪圈。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长久延续，使中国的生产力逐渐落后于西方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到了近代，中国的封建制度更加制约生产力的发展，以至国力越来越弱，最后沦为半殖民地。

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30多年中，农民由于遭到经济和非经济的多重剥夺，生活更加贫困，农村中土地集中的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

正如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中所分析的：“就旧中国一般的土地情况来说，大体是这样：即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他们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他们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种情形，经过了最近十余年来的抗战和人民解放战争之后，是有了一些变动，除开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的地区不说外，有一些地区的土地是更加集中在地主的手中，例如四川及其他地区，地主占有土地约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而在另外一些地区，例如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土地占有情况则是有一些分散的。根据我们最近在华东及中南一些乡村的调查材料来看，一般的情况大体是这样：地主占有土地及公地约占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富农占有土地约占百分之十至十五，中农、贫农、雇农占有土地约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小土地出租者占有土地约占百分之三至五。乡村中全部出租土地约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富农出租土地约占百分之三至五，富农自耕土地约占百分之十。这就是说，乡村中百分之九十的土地是中农、贫农及一部分雇农耕种的，但他们只对一部分土地有所有权，对大部分土地则没有所有权。”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3）

极不合理的土地分配和落后的经营方式和租佃关系、苛重的地租剥削、惊人的高利贷盘剥、残酷的商业资本剥削、不堪负重的苛捐杂税等一系列压迫，使解放前的中国农民过着世界上罕见的贫困生活，从事着每况愈下的农业生产。农民的命运也就更加悲惨了！

各地的具体情况到底如何呢？还是看作者在华东、华中、西南等地区的一系列调查吧。

2、苏南农村经济关系

开国大土改前的苏南是指长江以南的江苏省地区，包括镇江、苏州、常州、松江四个专区和无锡、苏州两个苏南直辖市（当时南京为中央直辖，不含），共27个县，3万余平方公里，耕地万亩，土地肥沃，出产丰富，交通便利，人民文化水平也较高。城乡人口共有1170余万人，农村人口约占75％。

苏南农村的土地占有情况是比较集中的，特别是在吴县，最大的地主有万亩以上的土地，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在75％以上，最多的如该县淞北区甚至占有90％，那里有很多的村庄居民完全是佃户。江宁县龙泉乡地主方义和，强占、强买农民土地，积成10万亩，挂“千顷牌”，免完钱粮。其他各县土地的极大部分也是占据在少数地主、富农手里，据句容天王乡的调查，地主、富农与贫农、雇农占有土地的悬殊情况十分明显。据苏南行署粮食局统计材料，全部田亩如照人口分配，平均每人为亩，就各专区具体情况来说，有田少人多的，也有田多人少的。如无锡县田少人多，每人平均亩。其他各县有每人－2亩的，也有—亩的，还有－亩的。但是在封建的土地制度与地主富农剥削强占下，地主人均占地达亩之多，富农人均占地也有亩，贫农人均占地只有亩。

苏南农村封建的地租剥削形式，基本上分为包租制与分租制二种，其中以包租制为主。这是比分租更残酷的一种剥削形式。

包租制，也叫定租制，地主租给农民土地时，规定好租额和押租（也叫坐租）及交租时间、地点、手续，还有的规定有出租年限。以后地主一般的是不管年成好坏，佃户经济情况，只按照规定收取稻或米、麦、钱、草等租额，不增不减。这种制度又分以下几种：

两熟租：麦熟收麦，稻熟收稻或收米，如武进有些地区是这样收的。

一熟租或两熟租并一熟收：如句容大多一熟；而无锡、武进大多两熟并收（稻后收），较一熟租苛刻，因为麦租折米剥削重。

预租，在太仓叫“上交租”。即在耕种前至迟收获前就要交足租额，此种剥削比两熟并收还苛重。

借租田，如无锡部分地主、富农、中农自耕田因外出或缺乏劳动力，无法自种，暂借佃农租种，一待业主有法自种，立即拔田，且租额比任何包租要高。

分租制，有的也称做活租制，不预定租额，每熟视实际产量按成分收，有多收多分，少收少分，不收不分的原则。但不少地区规定有分租的标准，如句容规定主佃完全平分，无锡则有三种标准：主三佃七，此种约占全县％；主四佃六，占全县％；主佃平分，占全县13％。这种规定标准的分租，形式上虽轻于句容，但由于成本负担大部分归于农民，实际上则重于句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