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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1页）

情，就知道周桦的采访写到位了。但我还是弄不明白，周桦是如何做到的。

再一次，我带她去采访三九集团的总裁，也是《新周刊》原理事长赵新先，生怕给她什么压力，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帮摄影师拉电线打光拍照。其实她一点也不在乎别人的存在，两句开场白后就让赵新先掏了心窝！文章一写好排了版，我认真读了一遍，这是我看到的写赵新先的最好、最人性、最感人的一篇稿，可惜赵新先不让发表，只因他想让《新周刊》保持公信度，不要自说自话。

我对王石说，周桦有独特的沟通能力。对一个采访对象，她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又让你不得不说，这就是功力。我常说，一个优秀的记者就是一个优秀的猎手，对猎物的习性了如指掌，当等待已久的猎物出现时，屏住呼吸，一扣扳机必须击中要害！周桦就是一个优秀的猎手。不然，王石为何能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孩为自己写书呢？

2003年，央视直播登珠峰，看到王石登顶，他一下子在我心中成了英雄！我自小恐高，又顽皮好胜，常在女孩面前做些惊险动作，爬上很高很高的树梢摇摇晃晃逞英雄，其实吓得直想尿裤子。那一年，登珠峰的女英雄潘多，扯着五星红旗在珠峰上尽显中国人的豪迈！我敬仰得一塌糊涂，从摄影画报上撕下她登顶那张黑白照夹在课本里，天天朝拜。想不到我认识的王石也在珠峰扯上五星红旗！太神勇了！得知王石从西藏回到成都，我让周桦带着首席摄影师张海儿飞去做个专访。事后，王石对我说，他给周桦的时间很短，但她写得的确到位。

2000年的时候，周桦对我说，她累了想休息一阵。我说，去吧，早回。没想到她躲起来给人写电视剧本去了。

又不久，她要回来。回来继续做记者没多久，刚好市场部缺个头，封新城想了半天对我说，周桦拿手与企业家打交道，基础好，让她当市场总监。我说，你定。就这样，一个舞文弄墨的女孩临危受命，披挂上阵了！贵州人的倔强泼辣、死不认输的秉性又让周桦发挥个透彻。她带着几个小女孩撑起一片天。手下的尊她为大姐头；仗着《新周刊》的强势和影响力，她们刨萝卜似地一路刨客户，直往《新周刊》的篮子装。《新周刊》号称“发榜”专家，光是每年发的四大榜——“中国电视节目榜”、“城市魅力榜”、“生活创意榜”、“新锐榜”，就忙得市场部头顶冒烟，还有不少零七八碎的活动，吃喝拉撒，迎来送往，每次活动就靠周桦率几个女孩忙上忙下。问她，需要我做什么？她总是说，到时把你那些有头有脸的朋友请来就行。不管多大的活动，我从不操心，周桦总是做得那么滴水不漏，既体面又热闹。有一年，《新周刊》在北京现代城发“中国电视节目榜”，因故停办，一切心血打了水漂，还损失许多钱。我有点想不通，又心痛手足们的辛劳白费了，犒劳他们时几次黯然泪下，周桦总是安慰我：“老爷子，没事的，我们从头再来！”有几个从头再来呀？！《新周刊》都10年了，该长大了，但《新周刊》的老老少少却总是长不大，永远那么的单纯，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2005年底，周桦又说要离开，要给王石写书，我说，去吧，写好就回来。昨天，洋洋20万字的书稿发到我的邮箱里，文章一气呵成，我一口气读完，我为周桦喝彩！在书稿中我又通读了一遍王石，平添了我对他的敬佩，更加觉得自愧不如呀！

以前，我听说王石一个大老总整天玩极限运动就觉得无聊，活那么累干什么？无意中我被昆明的孙海浩拖下了水。他为“红塔山”策划一次登山大会，要《新周刊》连同迪庆州政府合办攀登5　000多米的哈巴雪山。我一听来劲了，因为，可以与王石一同爬山，可以体验他的人生态度。这是我有生以来攀登的第一个雪山！从哈巴村到大本营有很长的一段路程，我背着大背包吭哧吭哧的，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走一段歇一段。途中见到王石比谁都走得慢，就是不歇脚。我有意跟着他的节奏走，怪了，不一会，我的呼吸与脚步格外协调，气息从头到脚不断地循环，越走越轻松，一路到了大本营，除了一身臭汗一点也不觉累。第二天，我们大队人马登上冲锋营地，我和王石住一个帐篷，才下午三点钟，见王石蒙头就睡，我问他：“这么早？”他说：“那你想干嘛？”是呀！没啥干也睡吧。后来，我才明白，登山就是要时刻积蓄体力，漫漫长路在等着你呢。自此，王石起床我起床，王石开路我开路，步步相随，乐得不动脑筋，以他为标杆。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登上哈巴雪山，就这么莫明其妙爱上了登山。永远记得在哈巴雪山顶上我用对讲机对大本营的呼叫：“我是踏着英雄的脚步登顶的！”那种幸福感在我心中长久荡漾，麻木了的激情苏醒过来，恍惚间新的生命在体内、在意识中“哗哗”地拔节生长。

王石登山就是认死理：从不因为旁人影响自己的节奏，当冲在前头的人在气喘嘘嘘就地休息时，他却一步接一步不紧不慢赶到你的前头。登山、为人、做企业，他心里有数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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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跋（孙冕）（2）

那次，我拜王勇峰为师，结识了当今的许多风云人物：冯仑、张朝阳、陈章良、朱云来……新的视野在50岁以后重新打开，又随着他登四川四姑娘山、俄罗斯的厄尔布鲁士峰……

2005年的一天，王石给我打电话：“北极你去不去？”“当然去，多少费用呀？”一听说要十好几万，我泄了气说：“我哪有那么多钱呀？”王石笑了：“你真有钱去了，说明你屁股不干净。我来想想办法吧。”过不久，王石告诉我，他连同他几个好友，地产界的老大：冯仑、胡葆森、万捷、王若雄、李星等人给我凑足路费，成全我北极之行。在那茫茫的冰原上，太阳成一固定的斜角转圈，终日不落，冰面上没有任何参照物，你永远不知道你到底走了多少路，唯有前头的队友就是你的参照物，就是你的目标。这时，不管你行走得多么机械、乏味、无趣，心是踏实的，因为你仍有方向。途中，王石说起他的万科，不无自信地说：“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商每年的产值是1　000亿，那就是万科的参照物！”王石还鼓励我：“50岁的男人，事业刚刚开始。”这些话，周桦在书中也一网打尽。

王石本说带我去南极的，却撇下我。在他完成“7＋2”壮举北京的庆功宴上，我悄悄问他：“为何不带我？”他神情凝重：“你知道你的毛病吗？”“什么毛病？”“在北极你丢三拉四的，一会丢羽绒服，一会在帐篷里又烧了羽绒服的袖！如果你想登珠峰，这都足以令你丢命，别说羽绒服，丢一只手套就没命！”这是我一生中被泼的最冷最冷的一桶水！搞得我几天来脑子里像有一条火辣辣的鞭子总拷打审讯我的人生！看看人家怎么过，你又怎么过呀！

通过周桦的笔触，我才知道王石是理性地、缜密地为自己设计好自己的人生，就像他在登山时保持的那份执著和清醒，难怪他的人生和他的万科又是那么充满异彩。我永远望尘莫及。

周桦让我随便为王石的书写点什么，我就随便了。

于2006…5…31端午节

（本文作者为《新周刊》杂志社社长）

《王石这个人》后记（周桦）

作为一个人物采访记者，写任何人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稍微有所偏差，作者就有杜撰和不负责任的嫌疑。况且，同样是A这个人，B和C两个人对他（她）的看法也许会完全不一样。无论成型的文字呈现什么样的状态，总有人满意，也总有人不满意，所以我一直为我曾经做了4年的人物记者的工作感到惶恐——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战战兢兢，我内心也有一份骄傲：我毕竟完成了每一次对采访对象的观察并且写下了自己的感受。

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段起伏优美的故事。在以往做记者的时间里，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做一个耐心的倾听者，倾听并且记录下每一个在我面前真诚讲述的被采访者的故事。在他们的讲述里，我与他们一起喜悦和感伤，仿佛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人生，我想，这是那些采访的岁月里最有价值的时刻。唯一让我遗憾的是，因为栏目定位的关系，我的采访对象大都时候被局限在企业人士这一人群，这真的有些不过瘾。

不过，也有值得庆幸的地方。在短暂的中国市场经济历程里，一代企业家、创业家、职业经理人是最能体现社会脉动的人群，他们的故事往往浓缩了别人数倍时间的经历，对他们的采访，我总是认为可遇不可求，所以也倍加珍惜。同样，对于王石的采访，就是一直在这样的心态下进行的。

这本书从2005年12月在广州开始动笔，到2006年5月在北京写完最后一个字，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有写得特别顺利的时候，也有写得特别艰难的时候，这是因为王石既是一个最容易写的人，也是一个最难写的人。容易写，是因为王石的故事对于公众来说，大概是最不陌生的企业家故事，这要归功于王石的开放透明态度；不容易写，是因为看上去我似乎有很多材料可以用，我似乎可以“剪刀＋糨糊”，拼贴出大家熟悉的王石就万事大吉了，这样既安全又省心。可是，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毕竟是一种不负责任，无论对自己还是对读者，我希望自己写出的王石，是一个更全面的王石，是一本有突破的企业家采访记。所以，在重重的“熟悉感”的包围下要突围出来，写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王石，真的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