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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开张的第一天，由于上场的代理人没有经验，场账不清，不能把握价格的变化，结果亏本1700多元，茂新的资本去了大半，真可谓出师不利。

陈果夫伤心透了，但他并不气馁，认为商业场上的沉浮起落是正常的，只要吸取教训，是可以转败为胜的。

他开除了那位误事的经办人，作出谨慎行事、兢兢业业、稳扎稳打的决策。

并且，他也从晋安钱庄辞职，一心一意做起他的交易所生意来。

半年后，茂新稳住了阵脚，陈果夫也学会了很多证券交易的知识，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

为了把茂新办好，陈果夫给职工规定的做生意的四条原则：一、不作弊；二、不随便拉客人；三、不劝客人做多；四、认真。

为了防止职员利用茂新的牌子自己做生意，陈果夫做出规定，禁止职员自己做生意。

为了拉拢职员，他向股东会提出，将红利的分派额酌情予以增加，以使职工为他们卖命，不再斤斤计较于自己的利益。

为了便于他掌握每天的行情，陈果夫规定当天的账一定要清算。

所以每天晚上，别的经纪人号都熄了灯，惟有茂新的职员还在工作。

陈果夫制定的这些规章，确实给茂新带来了新的面貌，在上海商业场上获得了信誉。

当然，有些规章冠冕堂皇，说得好听，但实际上不一定都能做到，为了赚钱，他们是可以打破这些原则的。

在陈果夫看来，不管有多少原则，赚钱就是最高原则，整个上海商业场，就是一个互相欺骗、互相吞并、互相厮杀的战场，充满了冒险与残酷，不昧良心绝对不能发财。

陈果夫这样想，也是这样干的。

有一天，交易所场务科本来拍错了板，但陈果夫凭着他对交易行情的熟悉，将错就错，经过一天的争辩，竟使对方胆虚退让，结果，“赚了1800余元，不但翻回第一次的本，连利息亦有着了”。

茂新就是这样由小到大，不断盈利的。

据当年交易所理事之一的魏柏桢回忆：“开始时，股票价在30元左右。

到了1920年春已拍到每股50多元。及至年终每股涨到120元，这时每股所欠缴的股款34，即37元5角已全数缴清，交易所已收股500万元。”陈果夫等大获其利。

茂新的股本不断增加，于是陈果夫想扩大生意范围。

他与蒋介石等商量后，便又开了一家经纪号，取名鼎新，由朱守梅任经理，他自己做协理，专门经营棉纱与金银生意。

这样，陈果夫的交易所不再是单一经营，可同时做棉花、棉纱、金银、证券四大生意了。

因此，本大业大，营业更加兴旺。

这一期间，陈果夫的交易所大约做了好几亿元的交易，佣金总收入在20万元以上。

洋场纵横（3）

陈果夫大发其财，不仅能支持他个人在上海高昂的生活费用，也能较多地支持正在北洋大学攻读的弟弟陈立夫的生活、学习费用，“甚至当粤军于这年8月（按指1920年——引者）回师###桂系时，饷糈奇绌，亦赖以经营所得助之，始得开拔”，多少资助了孙中山的护法革命运动，这当然是一举数得的大好事。

陈果夫发达了，仍然过着俭朴的生活，圈里人视其为异类，背过脸叫他“古板先生”。

陈果夫生意照做，钞票照赚，吃喝嫖赌一样不来。

后来，他从《商业场中》一文里专门谈了为什么与众不同的原因，他说：“我自信如不与他人同流，我的工作未必就不能胜人。

所以在交易所时，以至于上溯到钱业时期，始终保持这种态度，没有把我的信念动摇。

这在事业的初期，当然要吃亏，第一天的亏本即其实证。

不过结果我还是不失败，并且可以说是成功，因为我们生意不在十名之下。

张静江先生等当时对我们的作风也加以称誉，渐渐地他也做了我们的股东”。

可见，“事在人为，而且只要自己立得稳，人家相信你可靠，更不怕自己没有地位了”。

孙中山建议创办证券物品交易所，主要是为了筹措经费，同时也有救济烈士遗属的考虑。

陈果夫在交易所经营中，也是以此为宗旨，他惟恐勤勉不足，有愧同志和革命，努力工作中，也生出许多额外负担，他说：“同志、亲友们看见交易所赚钱容易，往往要托我们代为做些，那些穷苦的同志来托付时，尤其不能拒绝。他们不能亏本，只有赚钱之一法。所以那时候，我们送同志、亲友的钱，只好我自己做输赢，输是算自己，赢则写上某某记，写一张报告单，联同支票一并送去。在两年之中，我们用这种方式，也送上了万元之数。这些地方，我们对于同志、亲友，可算无愧。”陈果夫以诚信待人，以严谨为业的风格，终于博得了同行们的默认和赞许，他们再与“古板先生”交往，也习惯遵守陈氏规则，乐于与他做生意，陈果夫在生意场上站稳了脚跟。

当然，从总的来说，陈果夫可能比那些靠欺骗、哄诈发财的大亨要正派一些，但在旧中国激烈竞争的上海商业舞台上，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清正廉洁可言的，“在这个投机市场中活动的各种人物，发财的心理虽同，手脚却各有巧妙，好比群鱼争食，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是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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