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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断力并不亚于孙文，他清楚知道，要维持天威，必须借助于紫禁城的凤阁丹墀。从南向北走，过了淮河、秦岭一线，就进入温带季风气候的北方了。这里四季分明，春季干旱风沙大，夏季炎热雨水多，冬季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华北是农业地区，以种植小麦、杂粮、棉花为主，工商业十分落后，除了大运河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内河航运，农村的交通工具，有钱人用马车，穷人用独轮推车。长途贩运的距离，能跑上300公里就差不多是极限了，因为超过这个距离，运费就比货物本身的价值还要昂贵了。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坐落在永定河的冲积扇脊之上。西部连接太行山脉，东面是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南面是一片平畴，北部为燕山山地。再往北去，就是汉代以来中原的大患——匈奴的地盘了。匈奴性情强悍，工骑善战，主要活跃于外蒙、热河、察哈尔、宁夏四省，及陕西、甘肃北部，直至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大部地区。

秦始皇筑长城，是要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南侵。汉朝与匈奴连年征战，也是为了争夺西北地区——甘肃的楼兰、月氏、乌孙诸国地盘，打通陆上丝绸之路。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表面上看，中原汉人与北方游牧民族是世仇，但实际上，不是冤家不聚头，无论地理与文化，两者都是互相纠缠，犬牙交错，既互相依存，又互相竞争。在中原同化四夷的过程中，胡服骑射的文化，也在不断改造着中原文化的基因。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北京就是燕国国都，辽置陪都于此，金正式建都，公元1421年，大明王朝的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从此改变了中国地缘政治的格局，奠定了北京在政治版图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在以后的六百年间，北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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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大国的迷失（41）

作为一个帝都，北京理所当然地被视作皇权的象征。它承担着向溥天之下、率土之滨推广政教风化的使命。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建立庞大的官僚体制，是势不能免的。在两千年的历史里，这一体制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到了明、清两代，已经渐臻尽善尽美了。

在政治上，官僚体制的最大作用，就在于“辅弼和谐其政”，即协调君臣之间的关系。它通过复杂的、重叠的、互相牵制的政府机构和繁琐的公文程式，起到生克制化的作用，使双方都不至于逾越纲常。

不管今天看来，官僚体制如何颟顸、腐败，如何可恶，但它是社会文化体系的必然产物，却无可否认。令人困惑不解的不是它何以产生，而是它何以偏偏产生于北方？有人说，凡是建都南方的王朝都是短命的，而建都北方的王朝却大多长命百岁。是不是北方有一种特别适合皇权政治生存的人文环境？

在南北双方的谈判过程中，孙文一再强调，在南京建都，不仅是他个人的意见，南北主张共和、疾恶于旧日腐败官僚政治的人们，都会同意。

然而，在北方人看来，国都乃数百年根本所在，也是他们的权力所及，决不能轻议变迁。他们并不欢迎带有新思想的南方人，而南方人对北方腐败的官僚气氛，也觉得格格不入。广东籍的外交家伍廷芳曾警告刚刚来北京的美国公使：“你抵达那个巍峨的北京城之后，要当心，那儿的空气是沉闷的。那气氛似乎会把人压倒，使他们变得保守。看来没有什么人抵抗那种力量！”

对于南下就职，袁世凯是决不会答应的。

他声称南方人以虚荣厚礼诱他就范，乃调虎离山计。北方有军队几万，皇族旗丁的处置还未妥帖，他决不能离开，宁愿辞职回乡下，把这破天荒的总统让给贤者。袁大头身边的谋臣也纷纷献策，那怕和南方开战，也不能到南京就职。自古以来，只有西北可以制东南，而东南不能制西北，地利使然，不可改变。

“他们一定要我到南京，就让他们来接收北方军队。如果他们有本事接收北方军队，我就心甘情愿地到南京就职。”在2月15日给南京政府的电报中，袁世凯就以这个作为不能南下的理由。为了证明不是虚声恫吓，北洋军队在北京、天津、保定搞了一次“兵变”，大肆焚掠，最后南方人向他屈服了。

尽管人们知道，那个死守帝都的政府，是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找到一条根治恶疾的良方妙药。这种政治制度，成了近二百年无数流血革命的直接诱因，但每一次革命，除了制造一批新官僚填补被推下台去的旧官僚遗下的空缺，几乎完全没有触动权力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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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大国的迷失（42）

这是为什么？原因究竟在哪里？

袁世凯不肯南下就职，孙文反对把首都定在北京，本身就是一场关乎中国命运的对抗。这时，南北已成为一个鲜明的政治概念。袁世凯的胜利，标志着北方作为君临万邦、四夷宾服的天朝中心，依然如故。这是中国的悲哀，历史的悲哀。中国奠都北京，从此，正如孙文所说，“任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刚当上总统的袁世凯，已经沉浸在他的皇帝梦里了。当他还住在铁狮子胡同的时候，就想着搬进紫禁城，一尝帝王滋味。他一旦有了这个念头，自然会有一班承颜候色的谀臣，替他操心。

于是有人进言，京师最近流行谣谚，即有前清“颐和园”三字和“与乎袁”谐音，兼童谣和名物之兆而有之，可见率土式望，在袁一人，天意人心都是一样。袁果然大悦，并说“过去天子是四海一家，现在我是总统，便三海为家”云云。三海乃指紫禁城旁边的南、中、北三海。袁大头要搬进中南海，坐江山了。

中国人都喜欢说“打江山”。江山是打下来的。谁打的江山谁来坐，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袁世凯坐上了由同盟会流血牺牲打下来的江山后，几乎毫不迟疑地向南方人开刀了。第一刀，先砍在由南方人担任总理的责任内阁身上。

第一届的内阁，由孙文的同乡唐绍仪担任总理。唐绍仪既是南方人，同盟会员，也是袁世凯的朋友，他的上台，本来带有很浓的“南北调和”色彩。但北洋官僚们对有这样一位南方人，在他们的地盘进进出出，觉得非常刺眼。

这位唐总理其实并无实权，事无大小，都要请袁圣裁。唐绍仪每天都在公府和内阁之间往返奔走，请示报告。他和袁世凯虽相识有年，但并不在其个人、地域与党派圈子之内，属于“非我族类”之列。某次在谈论外交问题时，袁世凯忽然对唐说：“少川（唐绍仪字），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把唐惊得爆出一头冷汗。他很清楚这句话的斤两，但不清楚的是，大总统究竟根据什么不信任他？难道就因为他是一个南方人吗？

时隔不久，这位南方人，在北京便再也呆不下去了，导因有二。其一，袁世凯主张总统制，以便大权独揽；而唐绍仪则主张内阁制，设国务会议，总统的任何命令，均须国务院通过，始能生效。袁世凯对此深为不满。其二，黄兴曾经向唐推荐同盟会员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辛亥革命时，王芝祥在广西揭竿响应，当了一个军政府副都督，后被推为桂军援鄂司令，率军北上，其实因为他是直隶人，被广西人排挤出来，时任南京政府的第三军军长。唐绍仪请示袁世凯，袁痛快地答应了，叫王芝祥马上来北京等候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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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大国的迷失（43）

表面上，袁总统胸襟宽平，度量广大；其实内心深处，阴云重重，气愤填胸。两件事都犯了他的大忌。王芝祥虽为直隶人，但有南方同盟会的背景，袁的卧榻之侧，岂有他鼾睡的位置？6月间，王芝祥正拟束装就道，忽闻一份以“直隶五路军人”名义发表的通电，严辞拒绝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军人干政的恶例，由此开其端，但袁世凯以此为由，改任王芝祥为南方宣慰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