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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13；749；000

14；222；300

19；814；800

但据古林巴古的《英国的贸易与中国的开港》，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已超过三万箱，到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已超过四万箱。

马士的资料主要是根据东印度公司的资料，大概是排除了土耳其产和伊朗产的鸦片。另外，在印度的鸦片中，相当数量的马尔瓦产的鸦片先运到葡萄牙领属的达乌曼，然后由葡萄牙船运到中国。这些鸦片可能也没有统计进去。

一个西班牙元的银的重量为七钱三分五厘。中国的银一两重十钱，所以一个西班牙元合银零点七两强。据马士的统计，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进口鸦片的金额约二千万西班牙元，约合银一千四百万两到一千五百万两。如果超过四万箱的话，那就远不止这个银数了。

当时清朝一年的岁收为四千万两左右。

清朝最大量的出口商品是茶叶，每年出口的茶叶约值二千万西班牙元。进口商品除了价值约一千万元的棉花外，还有各种杂品，所以正式的贸易收支是合乎理想的黑字。但是，支出中如果加入二千万元鸦片，收支就会来个大逆转，白银就会大量地流出。

白银大量外流带来银价的高涨，这实质上等于是大幅度增税，使人民陷于痛苦的境地。

这样当然会发生极大的困难。

第三章　狭窄的门户（1）

夷　　　　馆

日本在德川时代实行闭关自守，仅开放长崎港同荷兰及中国进行贸易，而且要在日本从事贸易业务的外国人住在出岛，不准他们随便从这里外出。据说荷兰人把长崎的这个出岛称作“远东的监狱”。

前面已经说过，清朝也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中国人一向把农本主义的自给自足当作理想的社会形态，如果要；进行贸易，那就等于要否定自给自足。前代的明朝也是把“海禁”——闭关自守——当作国策。中国以前从未主动向外国提出过通商之类的事，经常采取的方式是，对方提出通商的要求，中国方面表示：“蛮夷远道而来，甚为可怜，准许通商吧！”政府的正式文件一般都把准许通商写成“应加．体恤。”因为是对哀求的恩赏，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似乎就保住了。

就好象日本的长崎一样，中国也只开放了广州的港口，但不象日本只限于对中国和荷兰两国，而是一视同仁地为各国所利用。只是对俄国的贸易因为多通过陆路，所以在贝加尔湖南畔的恰克图（后来在伊犁）进行通商。恰克图本来就在俄国领土内。中国认为如果能在对方的境内通商，就不必在自己国家的领土内进行贸易。

看来闭关自守的思想逻辑一般都大体相似的。广州和长崎的外国人居住地相似得象一对孪生子。

广州把西关——广州城西约二百米——一带辟为外国人居住地，把他们居住的建筑物称作“夷馆”。

“夷”是野蛮人的意思，把外国人称作“夷人”或“外夷”。

对夷人施加种种的限制，这也和长崎一样。比如：

一、夷人居住在夷馆，禁止随意外出。准许每月的初八、十八、二十八三天到附近的花地海憧寺散步、运动，但一次不能超过十人。

二、夷人不得带番妇（外国妇女）来广州。

三、夷人不得乘轿。

四、夷人不得雇中国人使役。

五、夷人不得在广州过冬。

当时是帆船时代，欧洲的船只都是乘五、六月的西南风来广州，利用十月前后的西北风返航。禁止过冬的意思是，做完买卖就不得耽搁，立即回去。

不过，这些禁令实际上似乎并没有严格遵守。如规定装卸货物也不得雇用苦力，这一条如果严格遵守的话，那就无法做生意了。现在香港一带仍把中国的女仆称作“阿妈”，当时的夷馆里就已经有“阿妈”在劳动。在夷馆里干杂役的少年或男人称作“沙文”，沙文就是英语SerVant的译音。

不准过冬的禁令也没有得到遵守。

中国的官吏受了贿赂，一般的事情都会睁一眼闭一眼的。

不仅如此，广州的外国人比长崎的“远东的监狱”里的荷兰人，条件要好得多，其原因是附近有一个葡萄牙人获得特殊居住权的澳门，可以到那里去轻松地喘一口气。不准番妇进入广州，但可以把妻室儿女放在澳门。长崎的荷兰人要想轻松地喘一口气的话，那就只好到爪哇的巴达维亚去。

道光十年（一八三零）澳门外国侨民的人口调查记录现在还保存下来。根据这个记录：

白人　　　　男　　　　一千二百零一名

女　　二千一百四十九名

奴隶　　　　男　　　　三百五十名

女　　　　七百七十九名

殖民地一般不可能出现女人比男人多的现象。其实是由于男人们大多在广州工作，因此才出现了这样的数字。

称夷馆中的外国商人为夷商，按规定只能由特殊的商人同夷人做交易，这种商人称作“行商”（hong　merChantS），为数极少，需得到相当于财政部的“户部”的批准。这些行商组织一种同业公会式的组织，称作“公行”，其成员数因时而异，大体在十家左右。

夷馆所在地区称作十三行街，那里排列着十三座西洋式建筑物。那种景象在中国可以说是一种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