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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我说了这么长的一段话，下面虽有轻微的讨论声，但看得出来，人们并无任何反感的表示。

为以防万一，我再次找到几位大队干部，要求他们阻止群众到南山坳去贴标语和大字报。大队干部没有异议，答应不让事态继续发展。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严重事件总算化解了。

十多天后，县电影放映队巡回放映到南山，我建议电影到山前大队去放。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我带着电影队来到山前村。放影前，我拿起麦克风，再次提到十多天前演古装戏的事，也提到了我当时的承诺。并说明今天我就是带着电影队来兑现的……。

那天放的是一部很精采的战斗故事片。大家看了，满心欢喜。

从此，我与山前还真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们大队剧团排演歌剧《江姐》，还请我去做导演。1976年大队干部知道我家里很穷，没有一件家俱，还特别批给我十多根杉树（山前大队有一片山林，那时木材是很珍贵的），只象征性地收了点钱。我调离南山前，与山前大队往来不断，每次去山前，那里的干部群众总是把我当上宾接待。

在那非常的岁月，尽管我处处谨小慎微，也没参与过任何造反行动，但总觉得自己每时每刻都处在激流旋涡之中，前景如何，不知所向……。

第五章　一失别成千古恨之三　非常岁月非常事

导读﹒偶感（六）

听爸爸说，在那是非不分，黑白难辨的岁月，谁对谁错，孰是孰非，谁能说清楚道明白？昨天说对的，今天又说错，今天说错的，过了一夜又说对，打倒了的再平反，平了反的又打倒。所以，那年月，常常是今天这派整那派，明天那派整这派，反反复复，无休无止！

父亲就是这样背着是非对错的黑锅，象石缝中的小草，小心翼翼地钻过一道道生存的关卡，穿越一线线希望的间隙。

我终于可以为爸爸松一口气了，可爸爸并不为一时的苟且而轻心。请看——五、一失别成千古恨之三、非常岁月非常事。

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无穷。从省城回来后，我常被恶梦惊醒，总觉得今后祸福难料。果然，就在一九六八年，春插刚过，省革命委员会就开始部署“三查”运动。

“三查”就是查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打砸抢分子。犹如堆满干柴的各种矛盾，很快就燃起了熊熊烈火。那些早已被群众盯上的所谓打人凶手便首当其冲被愤怒的群众揪了出来，由三查小组一个一个分别审问。重点追查他们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凶器打了多少人，报出挨打对象，交待打人过程，揭发同案人员，检举策划主使者。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被审问者少不了一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皮肉之苦。然后挂上一块“打人凶手”的黑牌，游街示众，再到各个分场轮流批斗。

这期间，大多数造反派骨干被推上了审判台，而唯独我毫发无损。于是就传出了一种不太响亮，但非常可怕的声音：“金成这家伙真是阴险狡猾……！”

我知道这个阴险狡猾的含义，一是说我善于玩弄两面手法，攻于心计，居然能躲过这十二级台风；二是说我隐藏很深，深得点不着一根软肋，抓不到一条小辫。

阶级觉悟很高，阶级斗争之弦绷得很紧的人们，从历次阶级斗争运动中领悟到一条深刻的道理：明处的阶级敌人故然可恶，暗藏的阶级敌人更加危险。因为明处的阶级敌人有“凭”有“据”一目了然，而暗藏的阶级敌人是什么样子？无影无形，谁也无法描绘。因此在抓暗藏敌人的时候，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审问明敌时，被牵扯到的一些人就有可能被列入暗藏的黑名单；二是把那些还没有明显依据，只是有所怀疑的对象，视为暗藏之列。对这种人就是先揪出来，再从审讯中逼〔或诱〕出口供。所以历次运动的发展规律都是先抓明的，再深挖暗的。

不管怎么样，第一场风雨总算避过去了。虽然是惶惶不可终日，但总算皮肉未动。然而，我心里明白，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初二初三……在那个年月，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残酷性紧紧地把握着我们这些人的命运。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早有思想准备，既然自己已失足落水，就要准备接受那一时刻的到来。别的我不担心，只是畏惧那风头火尖上的严刑逼供。

一九六八年双抢刚刚结束，我就是带着这种忐忑不安，走上抓革命促生产的第一线——多参加红心水轮泵站的建设。

红心水轮泵站是锦江上一个较大的水利工程，一九六八年秋动工，由红心公社，向阳公社和南山垦殖场三个受益单位共同修建。一开始就投入了二社一场的大部分劳动力。按上级要求，工地全体干群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苦战一个秋冬，抢在来年春雨暴发前，在锦江上垒起一座石坝，拦腰截住锦江河水。然后，南岸安装水轮泵，北岸装上发电机，一举解决二社一场的缺水用电问题。

为了抢时间、争速度，打动工的第一天起就是争分夺秒，昼夜突击，风雨无阻，轮番作业。经过一个秋冬的苦干，全体民工用血汗，甚至用生命，终于按时让石坝合龙竣工。

可是第二年春节过后，春雷响处，暴雨频至，江水猛涨，大坝北端的泥沙堤岸又被冲开一个大缺口，形成一段新的河道。这样，一九六九年秋又重新集结原班劳力，将石坝延续垒至北端新岸，再加固两岸护坡，才牢牢锁住了江水。

那时没有一台机器，全靠肩扛手抬，而大部分作业又都是水下施工，因此，围堰堵水，排沙清基，抬石砌坝每道工序施工的紧张，艰难和艰苦的程度，是我参加修建的多个水利工程之最。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在工地劳动的所有人员中，除革命群众外，二社一场的五类分子、被揪斗对象和被审查对象绝大多数都在工地劳动改造。

大概是为了便于对这些人监管，所有“份子”和“准份子”一律挂牌证身。牌子大多是木制，大小约四乘六寸见方，牌子上的文字标示着各人的政治身份和姓名。如‘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打砸抢分子某某某’‘地主分子某某某’等。份子们必须将牌子绑在身后裤带上，走路或干活时，木板在臀部一扇一扇的，后面的人见了真是忍俊不禁。这块牌子一旦挂上，除了晚上睡觉时可以取下来，其他时间，也就是说从早到晚都必须挂在腰间，不得损坏遗失。大概这些人都想把自己改造好，所以干活特别卖力。

工地上最苦最危险的活莫过于下水扛沙包垒围堰。有时正值刮风下雪，河边浅水处结着薄冰，为了赶工时，还得下水作业。当然这种活大多是由那些挂着黑牌或暂时还没挂黑牌却身有软肋的年轻人干。我没挂黑牌，也常主动报名参加这类突击活动。

我不会游泳，象个称砣，一落水就只会下沉不会上浮。在那冰冷湍急的江水中，我能干什么呢？那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是想如果这样玩完了，就是“革命到底”了，能落个“重于泰山”，也算死得其所。

在我的记忆中最刺激的水上游戏是围堰封口。围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