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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热心收集线索，但也要注意反证，不要急着作出错误的判断。梅毒的迹象必须逐一审视，并且注意生活中的反证。回溯诊断是很危险的游戏，证人可能都不可靠，因为不是每个嫖妓的人都会染上梅毒，生殖器的溃疡可能是淋病或软性下疳，也不是每次发烧就是得了第二期梅毒。痛风、头痛、关节炎、风湿病、虹膜炎的症状，也不全然跟梅毒有关。水银、砷和碘化钾可能是用来治疗其他症状。有毒的物质，尤其是水银、铅和饮用的苦艾酒（现在是非法的），可能引起神经和其他问题，它们看起来很像是梅毒的症状。头痛欲裂可能是得了癫痫病，狂躁、沮丧以及有时候疯狂的行为，可能是患有躁狂症、精神分裂或是偏执狂妄想症，或是其他心理学家诊断手册上所列出的各种精神错乱。当然，没有理由认为梅毒患者只得此一疾病。梅毒学家一再指出，必须观察一辈子，单一线索不足为取。

回溯诊断梅毒是根据档案资料，无法以最可靠的科学证据来证实，而不接受实验室测试的话，任何诊断都有可能，但即使目前先进的实验室测试还是经常出错。梅毒学家的诊断接近确定，但绝对无法完全肯定，经常还需要患者经过（有毒的）治疗，病情好转或传染给爱人，或是死后解剖发现有梅毒性心脏病，才能确定诊断结果。

神经学家麦克唐纳·克里奇利（MacDonald　Critchley）研究梅毒患者，他选择“有名气的神经系统梅毒患者”（illustrious　neuro…luetics）（lues是梅毒的别名），他的回溯诊断和临床评估一样确定。实际上，他所选择的莫泊桑、龚古尔、都德、海涅或是丹·雷诺（Dan　Leno），很少人会提出质疑。但是，那些比较难确定的人呢？

未发掘的秘密、无意间被放弃的案例，以及引起激烈争论的名人，最具有研究的乐趣。在传记中，我们可以追随早期梅毒学家的脚步，寻找最初的可疑线索，拼凑出合理的假设，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回溯诊断传记要有探究的热忱，小心谨慎，以及保持良好的怀疑精神。就如精明的私家侦探追踪出可疑的甚至声名狼籍的证人，梅毒侦探必须了解，最好的资料有时候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同行经常阅读的期刊却充满对某种在临床上不再为人熟悉的疾病的错误假设。

梅毒的诊断端赖对疾病模式的观察，以其有力的证据（也许再加上一点灵感？），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就需要福尔摩斯协助医学人士寻找难以理解的螺旋体。

缺乏证据并不能证明没有罹病

热心侦查：追溯诊断的精细艺术（3）

如果诊断无法证实得过梅毒，也无法因此证明没有罹病。

认为没有患有梅毒的意见，即使不是那么令人信服也有其意义，应该给予同样的重视。不能因为单一证据，如瓦色尔曼检测呈阴性反应、没有痴呆、瞳孔正常，就认为没有患有梅毒。不能因为当事人从来没有承认，就以为没有；也不能因为此人地位高尚，而认为他不可能得此隐疾；或是因为先前的研究者没有想到，或是作者不希望这是真的就予以否定。许多医学传记作者因为这些错误的理由，而否认传主患有梅毒。想要证明没有患有梅毒的人，和想要证明患有梅毒的人，立场都不够稳固。他们顶多增加各种线索和提供更多的证据，对于正反的可能性有加有减。

虽然在教科书里，关于梅毒的医学观点已经记述很多，患上梅毒经验的记载却很少，如感染时内心的恐惧（对于新发生下疳的立即观察，尤其有详尽的记录）、在禁欲和冒险传染给爱人之间的选择、决定要不要结婚、担心随时出现破裂的伤口泄漏得病的秘密。也许最糟的是：独自守着这个秘密，承受肉体的痛苦，觉得被下毒，被宣告发疯，以及无法持续一段时间工作。

这几十年来，传记文学关于如何处理性秘密和丑闻资料的惯例已经改变了。马兹诺·蒙提纳利（Mazzino　Montinari）提到有关1880年尼采性行为的谣言，他道歉说：“本人再次涉及此杜撰问题、疾病、性关系、贞节等，这些问题应该没有人还有兴趣，在此祈求读者诸君见谅。”＇7＇不过，我们有兴趣，而且非常着迷。这种疾病影响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自我认知、社交习惯、个人生涯、决定要不要结婚生小孩，甚至改变精神状态和个性。传记作家因为尊敬传主而忽略疾病对他所造成的影响，这样怎么可能仔细剖析他的生活？

后面的章节是从许多著名人物的生活来探讨梅毒的问题。这些人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文化，他们都很有创造力，最后一位则很有破坏力。在我们探讨患上梅毒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之前，必须问如何确定诊断无误。今天任何人如果翻阅文献资料，应该不会反对舒伯特、波德莱尔、福楼拜、莫泊桑、布里森（Blixen）与舒曼，都曾经得过梅毒。大多数人也同意尼采得过，虽然还有些争议。贝多芬、王尔德和乔伊斯，则有很大的争议空间。关于林肯夫妇，大多数人小心谨慎避谈这问题；至于研究凡·高的人，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这问题。希特勒的生活中有许多梅毒的线索，这些线索散见于关于希特勒的大量文献中，资料丰富，却从来没有人收集整理，或是从诊断梅毒的角度来挑选过滤这些资料。

诊断的问题必须先处理。一旦认真考虑到梅毒，就不可能不想到梅毒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惟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问这个有趣又微妙的问题：梅毒对此人的作品有何影响？这样问，对这些名人而言，可能是失礼，因为这等于将他们的作品贬为“只不过是梅毒的产品”。如果梅毒使其成为社会边缘人（在社会中凄惨生活，并且遭到仇视＇8＇），如何知道受感染的人没有将这种心理反映在作品的主题上？如果末期的神经系统梅毒造成创意的狂喜、狂妄的自我意识，以及不受道德的约束，梅毒患者在最后崩溃的边缘所完成的作品，往往也最具影响力，那么我们怎能说和梅毒是不相干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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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1）

那个绿眼魔鬼跟我开可恶的玩笑，我的健康糟透了。

——贝多芬

1994年12月1日，一个木质的椭圆形小黑盒，里面有两片玻璃压着一绺贝多芬的头发，有棕色、灰色和白色（582缕），在苏富比（Sotheby）拍卖行卖了7300美元。新的买主是亚利桑那州诺格勒斯的泌尿科医生爱佛瑞多·切·桂瓦拉（Alfredo“Che”Guevara）和布里连特贝多芬中心的艾拉·布里连特（Ira　Brilliant）。《纽约时报杂志》认为他们想从中找出水银和砷，证明贝多芬得过梅毒或是被下毒。《纽约时报杂志》发现新买主计划检测头发样本，觉得这可以做成封面故事——“贝多芬的头发说明一切”。＇1＇

我写了一封富有想像力的信给该杂志编辑，他们也刊出来了。我说：“贝多芬的头发能够‘说明一切’吗？19世纪制作帽子的帽楦会用到水银，因此有‘疯狂帽商’一说；而砷早在1498年就用来治疗梅毒。如果贝多芬的头发含有水银和砷，就表示他得过梅毒吗？还是他被下毒？或者只是因为他戴帽子！”＇2＇何况水银会随着头发生长而排出体外，临终前的头发根本无法断定年轻时有没有接受治疗。头发检测的结果被当成秘密小心保护，最后在罗素·马丁（Russell　Martin）的《贝多芬的头发》（Beethoven誷　Hair）一书中揭露。这本书还蛮有趣的，以贝多芬的生活穿插头发样本来叙述，关于水银的问题，书上说：“贝多芬的头发所含水银量过低，因此探测不到。”＇3＇这句话的逻辑似通不通，还是没有交代清楚。

桂瓦拉与布里连特对此科学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