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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王敬久说：“陈师长建议很好。你70师迅速派出一个团，侦察侦察吧。”

陈颐鼎噎了一下：“我意各师均应派出侦察部队，以明耳目，摆脱被动局面。”

“其它是我的事，你执行命令吧。”

王敬久挂了电话。

陈颐鼎非但没能发泄腹中之郁气，反倒往脖子上套了一道锁链，好不晦气。

鲁西南　定陶　1947年7月5日——12日

定陶守敌是第63师第153旅，原系广东陈济堂的老部队。去年蒋介石在庐山避暑，曾要他们当卫戍部队。5月山东战局吃紧，又调他们去山东，走到半路，刘邓过了黄河，又改变计划调到定陶。

第153旅抵定陶的第二天，为防刘邓部队靠近城池，把距定陶五里以内的村子全用大炮推平了；庄稼就不用说了，就连正在结果的梨树、核桃树也锯倒了。

定陶是刘邓大军曾经解放过的地方，解放军的军属多，共产党员多。为了铲除“红祸”，第153旅制定了大屠杀计划：一个星期内消灭全县共军军属和共产党员。仅在三天内，即杀害、活埋了1000多人。正在大屠杀计划实施期间，刘邓大军的第6纵队日夜兼程，逼近了定陶。

通向定陶城的大路、小路上，战士们老远就看到路边一片刺眼的白，那是欢迎解放军的定陶百姓。他们的脚上穿着白鞋，头上顶着孝布，泪水哗哗地流。妇女们则一个个梳着又硬又粗的发誓，发很高高地上翘着，穿的白鞋是那种裹足女人才穿的带尖的小鞋——她们都剪过头、放过脚，敌人说剪发大脚的妇女就是共产党，搜出来就站火砖，上绞刑，她们才又搭上假发，包上了裹脚布……

纵队政委杜义德跳下马。

“乡亲们，你们受苦了！”

杜义德的声音哽咽。

“哇——”

一个身穿重孝的年轻媳妇一声悲嚎，昏倒在地。她的公爹因不让锯门口的梨树，被绑在树上，跟树一块被锯成两段。她的丈夫夺锯，被刺刀挑了。她三个月的身孕，被三个敌兵轮奸后流了产……

一个青年把头上的孝布往地上一扔，“扑通”一声跪在杜义德面前：“我要当兵！”

杜义德搀起他，转过身对参谋长说：“给他发一杆枪！”

呼啦一下站出一排青年。

5日夜晚，第6纵队以神速突然的动作袭占了定陶四关，完成了对敌第153旅的合围。

杜义德两天两夜没合眼。第6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在豫北战役中负伤住进医院，杜义德军政两副担子一肩挑，好在手下有第16旅旅长尤大忠、第18旅旅长肖永银和第17旅旅长李德生三员虎将。杜义德一想到他们，就觉得世上没有6纵办不到的事。他一面组织部队做好攻城的准备，一面组织部队抽出尽可能多的人力、牲口，帮助饱经苦难的乡亲恢复生产渡过难关。

第18旅仅直属队就在三天里助耕2196亩，在一片一片被砍倒高粱的地里，抢种了晚谷、豆子、红薯。

定陶四周的田野里，遍地可见穿灰色军装的战士在拉犁抢种。

杜义德到被炮火摧毁的村庄检查工作，看到战士们用高粱杆帮助老乡搭建了简易住房，甚至还有院墙、照壁、牛棚、驴栏和鸡窝，感慨道：“我是湖北佬，这些年在河南、鲁西南见到最多的东酉就是高粱杆。无论走进哪，田地、场院、屋檐下、屋顶上，到处可以看见一堆一堆的高粱杆。行军宿营住下，烧水，做饭，冬天烤火，更离不开高粱杆。特别是坐汽车的时候，一碰上泥泞反浆的水洼地，没有高粱杆垫路，你就毫无办法。”

参谋长姚继鸣说：“高粱杆搭成的浮桥、扎成的划子，去年还救了我们一个团呢！”

杜义德用手抚摸着用高粱杆搭的房子，动情地说：“黄河边上的父老乡亲们就像这高粱杆那么朴实，再大的苦吃了，再大的罪受了，为了战争胜利默默地做出最大的牺牲……”

杜义德走出村子，田野里军民头顶烈日，挥汗耕耘。人群里有一个光背的战士引起了杜义德的注意：他弓着背，像牛一样抵着头，背着一条粗粗的麻绳，人力拉犁；他旁边是一头拉犁的驴，他打两个来回，那驴才拉一趟。

杜义德走过去，看到那战士的帽子被汗水浸了个透湿，不免有些奇怪：热得连衣服都不穿，帽子怎么还戴着呢？

“你辛苦了。”杜义德跟他打招呼。

“湿帽子”仍弓腰抵头。

“刘栓！政委跟你说话呢。”连长喊了一声。

杜义德一听“刘栓”，顿时想起来了。过黄河前第49团收了个“秃子兵”，分哪个连，哪个连都不愿要。这事闹到纵队，后来又被刘伯承知道了。刘伯承很生气，在旅以上干部会议上专门提到此事：“我们有些人说癞子头没资格当兵，人家舍下新过门的媳妇，舍下年迈的父母，舍下新分到手的土地，来到部队当兵打仗冒生死，还没资格吗？结果气得跳井。20年才长成一个人！”刘伯承不轻易这么大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