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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很不容易的痛苦时光。

在影片开始后的15分钟内，每当残疾的西蒙出现在银幕上，有四个男孩（可看作是一个“同流”）总是夸张地大声发笑，或许是他们尽管看上去还是孩子，但声音已经像是成人的缘故，他们莫名其妙的笑声在剧场里听上去很刺耳。他们似乎在模仿某些电视连续剧的场景发出很做作的笑声，好像他们故意摆出一副男孩们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必须作出的虚假姿态：“当你觉得不舒服（处于弱势、悲伤、恐怖之中）时”就装作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把感受隐藏或伪装起来，只管放声大笑。这就是‘同流规则’”。

我注意观察了一下我的丈夫约翰，也证实了我的看法。是的，这些男孩的反常举动令他也有些不耐烦。全场观众都被电影所打动，而这几位少年却在竭力抵抗着真实的感受，别人只好耐着性子去体会电影中摄人心魄、催人泪下的场景。后来，我意识到这就是“同流”，在其中的个人的感受要服从集体的要求，这就是“同流”效应。

说实话，要不是离他们较远，我可能就要管管了，我不希望他们破坏我们全家体验西蒙的故事。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坐在那里想象着：我走近其中的一个男孩，和颜悦色地制止他的失礼行为，就像是一个班主任一样，他们在制止同学打架时一般不使用强硬的手段，代之以一种更有效的平静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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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面临的社会条件（3）

庆幸的是，无需影院的管理人员和观众干涉这些男孩，他们渐渐地进入到了应有的状态。在开演一小时以后，他们开始安安静静地观看了。当演到西蒙好朋友的母亲去世时，他们笑不出来了，当看到西蒙由于自认为这位朋友的母亲之死和自己有关系而独自去海边哭泣时，他们也开始伤感了。由于没有他们的不和谐笑声，所有的观众都被电影感动了，影院恢复了应有的气氛。

在一座教堂　　再举一个需要“恰当气氛”的场合的例子。我去出席一个专门为16岁孩子举行的宗教仪式，参加的人有几个女孩、两名男孩和两位成年女性。这项活动要求孩子们自我检验并反省自己对信仰的忠实，是一个严肃又充满私密的聚会，通过它可以唤起内心深处的积极的情感。我注意到，女孩子们都表现得很恬适，而男孩子则不然。对他们来说，能够忍住不笑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他们一旦歇斯底里地笑起来，就很难制止得住。

如果房间再大点或人数再多些，男孩们就可能分散注意力并把我们的注意力也引开。通常，“同流”越大，它的效应就越明显。但在这个小环境里，尽管没有可以效仿的男性告诉他们“同流规则”在这里不适用，两个男孩也无法做出不恰当的表现来。我希望经过这次做礼拜让这两位男孩懂了很多事，可事实令我失望了。当大家举起手祈祷时，他们再也抑制不住一直控制着的笑声了。我觉得他们对这种场合特有经验，那就是：当感觉不太合拍时就把感觉隐藏起来。（“同流”规则。）

以上两个例子有一个共同之处，这两种场合都是让男孩在公众场合体验并表达个人的情感。当我和教堂的负责人交谈以后，我得知各年龄段的男孩都有这样的行为。回到家中，我不但为他们也为我们成年人感到失望。当我们的文化把男孩隐瞒情感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都是输家。“男孩就要有男孩样”，我设想一种文化氛围，在其中男孩可以尽情地表现：既可以胆小也可以咄咄逼人；既可以很有礼貌也可以很粗俗；既可以清纯也可以老于世故。我进而设想出，17岁以下的男孩都非常乐意参加教堂的礼拜仪式，当着其他男孩的面，探索他们的感觉和灵魂。哦……

如此来看，在男孩从孩童时代到青春期的过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错在了哪里？是什么让男孩失去了体会并表达自己的感受的能力？用什么办法来教育孩子远离毒品？又如何避免“同流规则”导致他们的情感压抑？可否通过谈心或一场感人至深的电影来唤醒他们，让他们不再一笑置之？

彼得·潘和其他迷失的孩子

很多年来，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都关心着以上提出的疑问，我们也从研究成果和文章中（居里安　1996，1999；金德伦和汤普森　2000；波拉克　1998）得到了一些答案，但是我认为首要的环节是“家长”能够主动地对这些问题自问自答。要帮助男孩从“同流原则”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家长们就必须弄清楚男孩是怎样受到“同流原则”约束的，并且要知道如何避免让这些规则植根于男孩的心中，否则我们就将继续维护着一个让孩子迷失的文化氛围。

在詹姆斯·巴莱所作的著名的小说和电影里，彼得·潘和其他迷失的孩子们远离父母生活在“理想国”里，我们不知道这些孩子为什么不和家长在一起，只知道这些孩子是离家出走了。他们每一天都过得充满快乐，追随着他们的领袖彼得·潘一次次地冒险，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的做法和每一次精妙的脱险构成了精彩的故事情节。

但是他们依旧渴望得到一种典型的来自父母的童年幸福：睡觉前家长给他们讲故事。随着情节的发展，我们又了解到原来他们想拥有的还不仅仅是听故事，这些都来源于他们的记忆深处。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背后，他们渴望着“物质和情感的双重满足”。（临睡前听故事的愿望就是包括了两者的一个典型象征。）彼得·潘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每天晚上都会离开他的伙伴，到温迪家的窗外，聆听她给她的小弟弟讲故事，听完以后他再迅速离开。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说明彼得和他的伙伴们光靠所谓的勇敢表现是不能满足内心的情感需要的。

把温迪带到“理想国”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白天无忧无虑地玩耍，晚上还有故事伴着他们入睡……，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但是当温迪和她的弟弟因为想念妈妈而哭泣的时候，“理想国”里的孩子们也会跟着哭起来。

我们看到，所有的孩子们都被温迪描述的幸福的家庭生活所打动，我们也明白了温迪是怎样“化解”这些孩子们的悲伤的。她讲出来的幸福感和男孩们的出走形成鲜明的对照。或许大多数男孩很早就没有了情感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迷失的男孩》这个题目起得恰如其分，因为其中的这些男孩们失去了健康的心灵和完整的家教。我相信，巴莱的这部饱含感情的作品对今天的文化环境依然是非常恰当的。

家长在拽回迷失男孩中的作用

在对孩子的情感教育方面，男人可以做的和女人一样好。我认为温迪和那些迷失的男孩需要的就是一位男士，假如不介意的话，可以定义一个“男妈妈”（迪纳斯丁　1976）。这也要求我们的文化环境要更加尊重男性（不仅仅是男孩），让他们更加感性化，同时也起到表率的作用。应该相信，男士是可以担当“做母亲”的角色的，而且可以做得相当好。特别之处在于男孩很乐于效仿他们心中的偶像。

男孩面临的社会条件（4）

当我从学校毕业到研究所工作的时候，全部注意力都在文献、论文和研究工作上了，那时我的丈夫约翰就对我们幼小的孩子摩根表现了足够的“母爱”。我曾经在约翰一边做科研一边工作的时候独自照顾过我们的大孩子，这一次女儿摩根体验的是她的“男妈妈”。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紧密接触意味着什么，但是当她到了四岁时，看到了自己刚出生时的照片，照片上的她依偎在父亲怀中　，摩根好奇地问道：“我是不是爸爸生的呀？”

受父亲影响较多的摩根的情况或许与其他孩子有所不同。在圣经或大多数文章里都主张由母亲对孩子进行情感抚慰和培养，这是一种文化，当今的大多数媒体也是这样宣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