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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3页）

所谓禁严则贿赂多，禁弛则贿赂少。但此乃纲纪问题。奉法如得人，虽禁鸦片，亦不会有贿赂；奉法如不得其人，虽弛禁鸦片，贿赂仍将以某种形式横行。

袁玉麟所说的“得人”，确实是说到了点子上。地方官跟京官不一样，他们的奏文虽然词句不够文雅，但确实将弛禁论批驳得体无完肤。

从此以后，弛禁鸦片的议论再也没有公开露面过。它在舆论上失败了。

另外，广东复奏的主持人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并不是积极的弛禁论者，这也是弛禁论的弱点。他们没有热情对反弛禁论再一次进行反驳。

就邓廷桢来说，据说他的朋友中有反弛禁论者，对他进行了劝说。

广州的司后街有一所官立学校，名叫越华书院。它是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由当时的盐运司范时纪创建的，是比学海堂要早七十年的名牌学校。这所学校的主讲教官陈鸿墀著有《全唐文纪事》等著作。在广州掀起弛禁论的高潮时，他是严禁论的急先锋。他是总督邓廷桢的门生，据说他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约好，要在总督生日的那天，在酒间的闲谈中批判弛禁论。

朋友中有一个叫李可琼的老人说道：“鸦片要不严禁可了不得啊。我真担心，将来说不定自己的子孙也会吸上鸦片，倾家荡产，落个悲惨的下场。”

李可琼这么一说，陈鸿墀大声说道：　“事关天下的风化！担心一家之私事，与担心吾师（指总督）百年之后，在青史上被写上倡导弛禁的魁首，损伤其名声相比，那算什么呀！”

不知道这是否是事先导演好的一幕戏。不过，据说邓廷桢就因为这几句话而大大地觉悟了。他以后再没有提到弛禁，而且在鸦片战争中同林则徐齐心协力，共赴难局。

如果加以推测的话，广州的两所名牌学校越华书院和学海堂的对立，也许就纠缠在这个问题上。

后来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到达广州时，越华书院是他的行辕。这所历史悠久、正统的学校，当时已受到新兴的学海堂相当严重的欺压。学海堂的规模大，正处于兴盛发展时期。当学海堂的学者倾向于弛禁时，越华书院的人很可能是乘这个机会来反对他们。

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可以说是弛禁论的点火人。他和龚定庵是同乡，都是浙江仁和人。嘉庆二十二、二十三年他曾在广州的粤秀书院担任过两年教官。

这些情况不能不令人感到，广州的教育界已深深陷到关于鸦片的严禁和弛禁的论争里去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断章之二（4）

附带说一下，学海堂就是现在广州市立一中的前身，越华书院在光绪二十九年停办。许乃济曾经执教的粤秀书院变为后来省立大学的附属中学。

2

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连维材除了到武夷山去了两个来月外，其余的时间几乎都待在厦门的望潮山房里。

他既未去广州，也没有去北方。

他俯视着大海，深深地感到“时间”的逼近。

时间与他播下的种子并无关系，照常迈动它的步伐。他只想在各个方面接上导火线，看着时间的破坏力。他感到有点可怕，但他提醒自己要有正视它的勇气。破坏力愈大，突破口也愈大。

这一年的年底，英国商务总监督罗宾臣辞职，由查尔斯？义律继任。义律曾作为律劳卑的随员来过清国，在清国待过两年多时间。

义律一就任，就通过公行向两广总督提出要求，希望去广州管理商务。

自从律劳卑退出广州后，英国的商务监督一直住在澳门，未曾进入广州。以前的大班——即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委员，获得清朝政府的允许，平时都住在广州。清朝方面采取的方针是，准许民间人士住在广州，“夷官”则不准。

总督向北京奏报说：

英夷义律者，奉本国之命，前来监督本国之商人和船员。现在夷船云集于黄埔，商人与船员之中，不识天朝法律不在少数，为恐徒增事端，希望亲自常住广州，以便管理云云。

虽非大班，但“名异实同”。则是否可比照大班之往例，准之入境？但若其有擅自非为或者勾结汉奸图谋私利之情事，当即驱令其归国，以绝弊源。……

第二年——道光十七年正月十八日（阳历二月二十二日），批准了这个奏报。

林则徐于道光十七年正月四日到达北京，受到跟他同年中进士的旧友和同乡们的欢迎，住宿于城外的三官庙。

以前在江苏协助过他的征税能手予厚庵也来到北京。林则徐的日记上记载着他们久别重逢、欢谈旧谊的情景。

朝廷向广东发出准许义律进入广州的指示时，林则徐正在北京。他一有空就悄悄地会见吴钟世，听取各种情报。

“老大人的情况如何？”他这么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