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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2页）

9月以后，日军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中国军队连连失利，上海、南京失守，国民政府移到武汉，这时，中共以周恩来、博古为代表，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以解决遗留问题，国民党方面，陈立夫仍是谈判的主持者，他继续为改善两党关系而努力。

在谈判中，周恩来等提出，为使已经形成的两党合作关系更加巩固，应该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作为合作的领导机构。

还提出应决定共同纲领，扩大国防参政会为民意机关等建议。

对这些建议，陈立夫都表现了比较积极的态度，他将中共的建议向蒋介石详细报告，并说明自己的意见，以取得蒋的同意。

在蒋陈意见趋向一致后，陈立夫便建议蒋直接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面谈。

在陈立夫的帮助下，中共代表周恩来、王明直接会见了蒋介石，当王明向蒋介石说明中共关于建立合作的领导机构等主张时，蒋介石当即答复：“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是见好转”，并说他想的也不过如此，对中共建议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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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携手（3）

谈到日本侵略时，他认为“外敌不足虑，他愈前进困难愈多，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同时告诉周恩来、王明等，今后两党关系已告陈立夫等并可与之商量一切。

在蒋介石的首肯下，作为国共合作的领导机构，两党关系委员会很快成立了，陈立夫由于对两党关系所作的开拓性的工作，也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参加委员会。

关于共同纲领，周恩来、王明亲自会见陈立夫，希望尽快讨论拟定，陈立夫也表示要加快速度，并在有些方面进行了讨论，双方“谈话尚接近”，陈立夫也“承认两党关系须调整，规定共同纲领，努力实现”。

经几次交谈后，陈立夫准备将双方所达共识的东西整理成文，报蒋介石批准，作为共同纲领草案，再逐步完善。

但后来，蒋介石却坚持要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这种无理要求即遭共产党拒绝，这就使两党关于合作形式及共同纲领的谈判不了了之。

而已经建立起来的两党关系委员会，也因为没有什么实际活动，渐渐不取自消。

二陈对国共合作也逐渐冷淡下来，陈果夫甚至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之策略，极为恶毒，拟仍用十三年至十五年之方法，以消灭本党”。

并不再关心两党合作的发展与巩固。

这样，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就最终形成了一种“没有成文纲领，只是遇事协商”，道义承诺比重颇大的“东方式”的合作。

但不管怎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达成了，这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在国家和民族处于被外敌侵略的危急关头，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努力使国共两党在十年内战后重新携手，“相逢一笑泯恩仇”，他们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也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更是他们人生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页。

力主抗战（1）

1937年7月7日晚，在北平城西南15公里的卢沟桥畔，响起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炮声。

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中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式爆发。

面对日军的疯狂挑衅，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下，蒋介石在军事上作了紧急部署，并表示：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

民族的危机，全国抗战的兴起，蒋介石对日态度的变化，对二陈是有影响的。

抗战爆发后，他们坚决主张抗战，反对汪精卫集团的投降主义论调，他们的民族热情进一步勃发。

当汪精卫等人被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嚣张气焰所吓倒，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滥调时，陈立夫坚决反对这种投降主张。

他说：“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未丧失其自信心，必能抗拒任何危难，保持其民族独立自由。

”主张坚决抵抗。

七七事变第二天，十多名中外记者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采访陈立夫。

一美国记者以十分轻视的态度问陈立夫：“中日强弱十分悬殊，你们如何能抗日？”陈立夫正气凛然，从美国历史联系中国现实，侃侃而谈：“你们美国人，应谙美国历史，如果依照你们看法，则美国今日犹为英国的殖民地。

华盛顿在起义时，仅凭几十支乱枪，与英国驻军之武器相比，有天壤之别，华盛顿所凭藉者为民意，民意是看不见的伟大力量，远胜于枪杆子，其所以最后胜利者，民意为之也。

今日日本侵略中国，全国民意主张抵抗，蒋委员长顺从民意以抵抗之，故今日之问题不是‘能战不能战’而是‘应战不应战’，应战虽打到一兵一卒仍须顽抗，美国独立战争，最后得到法国之援助而成功，焉知我国之抗战，亦将获得他国之援助而战胜敌人乎？所谓‘得道者多助’是也。

诸君之估计仅从物质一方面作比较，是错误的，须知精神道德之力量，实较物质的力量大得多，北伐战争，以少胜多，此乃一可证之近例也。

”一席话，说得美国记者直点头，话毕，十多位中外记者鼓掌以示赞同。

正在江苏主政的陈果夫，在卢沟桥事变后，积极建议在上海设防，阻止日本军队从上海进攻。

他说：“海陆争攻，不可不防也。

”同时，他召集各县县长进行训示，要求各县“促速组织民众，为国防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