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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不久，城南河大会战工程打响了，赵壁川大会战工程打响了，秦山水库工程打响了，水峪水库工程打响了！这一年昔阳县的水利工程搞得轰轰烈烈，形成了社社有工程、队队有项目的强大声势，全县成了水利大会战的战场，并掀起了“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

短短几年内，昔阳县不仅农田水利建设颇具规模，而且公路、村庄、城市建设成绩显著。他的一个个决策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昔阳的水、昔阳的山，在他手下慢慢地驯服温顺了。他高兴地说：越干越想干，越干越敢干，越干越会干！

“到来的都是先生，出去的都是学生”

随着学大寨运动的蓬勃展开，他愈来愈感到知识和人才的珍贵。有一次，他在一份内参上看到许多被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有的被批判斗争，戴高帽挂牌游街，有的被下放到农村，关进牛棚劳动改造。他感叹地说：“人才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求贤若渴的他想出了一个请这些专家到大寨“改造”的办法。

征得周总理的同意后，他亲自到各地打听专家们的下落，并以自己的名义发出邀请函，不久就有20多位专家教授前来大寨。他非常高兴，把大寨的好房子腾出来给他们住，为他们专门安排了办公用具和科研设备，还配了一台放映机活跃他们的文化生活。当时虽然粮油紧张，但爷爷尽量供应给他们细粮和肉蛋菜等。

专家教授在大寨受到尊重和礼遇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吸引了许多高素质人才。除了农林牧和水利工程方面的专家外，教育、医疗、文艺、新闻等方面的专家也纷纷闻迅而来。在当时大讲出身成份的形势下，一些非工农家庭出身的“臭老九”在大寨得到起用并被委以重任。

直到现在这些人仍记得大寨，记得他的好，不管身在何处，年年中秋节都邮来月饼以寄相思。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华炎卿教授回忆以往情景时动情地说：“我当时被下放养猪，当时老陈一家人把我当人看，明珠悄悄地给我送吃的，他们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哪！”不少人在大寨住了十几年，有的在昔阳结婚生子，为了表达对大寨的感情，他们给孩子起名字叫“寨寨”、“学寨”等等。

爷爷重视人才，更重视读书。对于一些学校的教师在“文革”中参与停课造反一事，他十分恼火。在大寨公社召开的教师队伍整顿大会上，他语气沉重地说：“过去我们这茬人念不起书，是因为旧社会黑暗。可是没有想到，新社会了，我们的后代还念不成书！学校不上课，教师不教书，误国误民误子弟，这是对人民的犯罪，终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在他的倡导下，大寨、昔阳尊师重教，成了专家教授们大显身手的地方。这些“大手笔”写出了“大文章”，研究出了包括新的果蔬种植、粮食新品种栽培等在内的很多项目。从此，新鲜的蔬菜一年四季摆在老百姓的餐桌上，新品种的苹果摆上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精装核桃、冷冻兔肉、水果罐头等十几个产品在广交会上频频亮相，并出口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居安思危，一直是他激励、警戒自己的格言。他在欣喜之余不免担心：有朝一日专家们走了怎么办？于是他抓住时机，号召以公社为单位建立农科所、技术推广站和农业技术学校，村村建立农科组，人人落实试验田，拜专家为师，扎扎实实学科学、用科学。

他分期分批带领社队干部到山东、河北、江苏、湖南、江西等地外出考察，对大家说：“天外还有天。要学习当地科学种田和农业机械化的成功经验，回来后注重推广。”他还让县里各专业单位举办学习班，派人到南方接受培训，学成归来后在昔阳建立育种基地，进行品种改良试验。

应中国农科院的邀请，他派出几位同志代表大寨去海南参加农业会议，并再三叮嘱，一定要把眼光放远些，把先进的技术学到手。他语重心长地对与会人员说：“学大寨运动要有后劲，这个后劲就是科学。如果在科技上落下步子，我们的工作将一塌糊涂。”他教育大寨人：每次人们到大寨，都要当做是自己学习他人的机会；每次外出学习，都要当做是寻找自己差距的机会，即“到来的都是先生，出去的都是学生”。

多年来，在专家们的传帮带下，一批大寨“土专家”脱颖而出，在科研上大显身手。自从1965年11月起，北京农业展览馆年年举办“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一直延续了13年。大寨的许多科研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成果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后来，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寨作为全国科研先进集体出席了会议，在近百项科研成果中，筛选出了优良玉米品种“大旦1号”、“大旦2号”和优良高粱品种“大杂5号”等十几个有科技含量的成果向大会献礼，引起很大反响。与会者看了说：“过去只知道大寨人大干苦干，没想到科研也搞得这么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农业现代化的前景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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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三不管’主任”

爷爷当了县里的官，仍然坚持领导生产，带头参加劳动。有一次，昔阳县革委会开完会后，已经是半夜一两点钟了，工作人员给他在县委大楼准备好宿舍，让他住在县城里。他听后哈哈一笑说：“我要回大寨，明天一早还要下地劳动哩。三早折一工嘛！”众人听了不理解，他就说：“我这个主任是带领全县人民搞生产的，不参加劳动怎么能领导好生产？”

他很明确地对几个县委领导说：“我这个主任可是‘三不管’主任，白天的事我不管，不要妨碍我劳动；不懂的事我不管，你们该办什么就办什么；一般的事我不管，你们研究着办。有要事咱们晚上开会研究。”

这么多年来，他手中有着实权，但是掌权不揽权。这么多事，只要他管哪件，哪件就有分量。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管的事必有结果，不管的必有答复，一切都不忙乱。这是他的领导风格。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任县委书记时，爷爷定下一条原则：“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主政昔阳12年，执掌大寨21年，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实事，为昔阳人民创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一是农田基本建设卓有成效。12年里，他领导昔阳人民共建大小工程9830多个，治理小流域3200多处，劈山3座，打坝860公里。全县治理山沟共碹涵洞长约77公里，洞下流水，洞上种田。经过治山治水，控制水土流失，在宽广的河滩上打坝填土造平原，全县增加了60000多亩既能机耕又能浇水的良田。

特别是在1972年到1975年连续干旱时，昔阳县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精神，用近3万个工，完成了4400多项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在松溪河上垒起了总长26万米的大石坝，造了34000多亩地；在2000多条乱石沟里砌起了35000多米的涵洞，造了20000多亩好地，总共增加了70000亩水浇地，实现了1972年提出的“一年大旱大干，二年大旱拼命干，三年大旱夺高产”的任务。

二是水利建设取得辉煌成果。1966年前，昔阳县库容2000万立方米的只有一座郭庄水库。12年里兴建了水峪、秦山、关山、杨家坡等4座大水库，5座可容1亿立方米的水库，16座可容10万立方米的水库。不仅有明渠、暗道；有喷灌、滴灌，还有许多蓄水池和旱井等微型蓄水设施。据测算，这些设施的拦洪能力是12年前的7倍多，为战胜洪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粮食连续12年获得大丰收。全县粮食总产量由1966年的8200万斤，增长到1978年的亿斤，增长232％　。大寨粮食亩产突破了千斤大关。全县粮食平均亩产过了“黄河”，提前两年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的“到1972年黄河以北粮食亩产达到400斤”的目标。不但集体和社员个人都有数字可观的储备粮，而且在国家粮食紧缺的情况下，他带领昔阳人民，12年内共向国家缴售商品粮亿多斤，做出巨大贡献。

四是植树造林成绩显著。在千方百计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他制定了“山上建银行，山下建粮仓”的发展规划。12年内，共植树25万棵，绿化1000多亩地。包括虎头山在内的许多山郁郁葱葱，到处是青松翠柏。

五是采用先进技术效果明显。1967年前只有少数公社通电。到1978年，全县社队都通了电。化肥、优种和水泥全面普及。半机械工具基本上达到了普及。各种动力机械发展到万多马力。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耕作、灌溉、运输、脱粒、粉碎、农副产品加工等大部分农活的机械化和半机械作业。

六是县办工业和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县里办起了化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