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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第一章　　黑手高悬（11）

除此以外，每逢大水破圩时，吴家乘机骗取上千农民盖章按手印，联名向伪政府请求救济。1948年吴家曾用这办法领了500担米，修圩的农民们连糠皮也未见一粒。

吴家在花赛圩25年的残酷压榨事实，不可胜数。开国大土改前，当你问起每个老百姓时，他们都会异口同声地告诉你，“吴老爷家害人事件，三天三夜说不完。”因为圩是吴家的，所有水塘、土地都归吴家所有，农民不准捕鱼、种树及其它任何副业生产。他对鱼业的剥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分账制，农民车塘或捕捉时，必须事先报请吴家派人监督，凡鱼满四两重的归吴家，小的归农民；另一种是包账制，即某个塘农民以交若干数量米包下，但较大的塘农民除纳包账米外，另要负担无理的额外剥削，吴家要大鱼拿几十斤或百余斤不等，说是“老爷吃的”。每个塘的包米四五石至六七石不等，每年鱼的出产，吴家所得至少在大米百石以上。好多农民因为生活无办法，捉几条鱼而受到吴家的打罚的很多。

1948年1月，李城埂农民徐成贵、何登仙、任强喜等因天寒岁暮，生活困难，于是冒严寒，打破冰块，赤膊摸鱼，结果所捕的鱼被吴家拿去。而且就因为这一点事，在那年11月，吴家嗾使爪牙，一夜从该村捉去8名壮丁。同年3月，北埂头农民张小和、徐光仁等6人，私自车塘捉鱼，除鱼全数没收外，并将带头的张小和带到吴家押起来，后经全村农民跪求，处罚了60个工做圩才释放。但没多久，又将张小和捉去当壮丁（张小和在淮海战役时被解放军俘虏，后参加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每次圩里如被水淹而退水较早，可能长出二道稻，但此稻不归农民收割，由吴家分段包与人放鸭，每只鸭约可得租稻十斤，这种剥削，真是无孔不入！除此之外，吴家自己养鸭鹅数千只，可以随便损害农民庄稼，而农民养鸭鹅，每只要纳税米3升，比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还要厉害几倍。农民在塘里种藕，到挖取时，亦必须报请吴家派人监视，三七分，吴家不费吹灰之力，每担得70斤，还要送到吴家门上。农民花种钱，花劳动力，每担只得30斤。有一年，徐湾农民8人，合伙放了一塘藕，没有通知吴家，险些闹得拆屋毁灶、赶出圩外。他的几个狗腿子，如吴子长（跛子）、吴怀国等，依附大地主吴国光势力，也可以随便借粮，随便牵牛耕田，随便使唤农民。有一次，港口农民因私自挖藕犯了吴家的“法”，被吴跛子痛打一顿后还说：“打死了你，还要割你块肉去见吴团长。”

农民在圩上所种树木，不准农民砍伐、打柴。因此谁也不愿植树，所以全圩光秃秃，极少树木。凡种吴家的田，租票每年都要调换，在一年中，农民犯了地主吴家的“法”，第二年即要抽起田，给旁人耕种。同时换租票要办酒，要花中费，这是农民所受又一次额外剥削。

这一年如果不破圩，不管荒熟年一律要上全租。有一年田禾欠收，夹河口村农民置备了酒席，请吴南陔来看租，央求他减少租稻，吴大吃一顿后，看了看田反说：“今年稻子长得很好，每亩加租20斤。”农民再也不敢要求减租了。

吴家依仗官僚势力，概不负担反动政府的保甲捐、壮丁捐、自卫捐等一切苛捐杂税。而为了*农民的反抗，吴家平日在门前武装站岗，俨然衙门，并在郝村、港口两处，各设监房一所，犯他家“法”的，随时拘押，重的还要送县里。另外还有捆绑、吊打、游埂等种种私刑。有一次，徐湾农民家的耕牛吃了吴家3棵稻，牛被吴家扣留，结果以300斤稻赎回。

第一章　　黑手高悬（12）

吴南陔死后，其子吴国光勾结上了匪首张宗良，所以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即充任了伪三青团郎溪支团长。吴南陔的侄子吴常熙，做了国民党郎溪县党部书记长，有了这些官僚势力，吴家对老百姓的压榨更日甚一日。

1946年，伪建设厅为修筑花赛圩拨稻500担，全被吴国光私吞。他巧立名目，以每亩田征土200担来修圩，将公粮买枪十几支。从此，吴国光全副美式武装配备，出门非马即轿，卫士4人，各执冲锋枪，前呼后拥。这些武装除保镖工作外，最重要的，就是帮他催租和压迫农民。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被歼灭，解放军眼看渡江，吴国光在1949年1月，组织反动武装——七六O三部队，以菜籽100担，小麦200担的代价，买了团长名义，流窜东坝、高淳一带当“吃光队”，解放前逃往台湾。

海边是这样，江边也是这样；太湖是这样，洞庭湖是这样？花赛圩也是这样，那么山区呢？

不用说，山区也是这样！不是早就有一位诗人说过吗？“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5、天目山的“典妻”悲剧

茂林修竹、叠山重岭的浙西山区，集中了江南风光之美。美丽的天目山是人们消闲冶游的乐园。但这“乐园”的底层，蕴藏着农民的悲愤。封建的土地制度下，山林的被霸占，给美丽的江南风光，涂上了暗淡的颜色。

解放前夕，在天目山区周围11个县的临安专区，除了数目不多的城镇以外，到处是三三两两的灰色茅棚，分散地伫立在山沟山腰甚至山顶上。千千万万的荒山开垦者——贫苦农民，就在这些茅棚里居住。类似这样的山区，在浙江省占了71％以上。该区山多田少，山林占全专区面积的80％。天目山主峰西南部的昌化、分水等县山的面积竟占达90％以上。在这些高山重岭中，可耕的土地数量极少，全专区人口百余万，仅有120万亩田地。耕田虽如此少，而占人口4％的地主阶级竟占有土地达50％。占人口90％的农民只对40％的瘦脊土地有所有权。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口则是根本失去了土地或只占有极少量的土地。土地缺乏，使全区50％至60％的农民不得不依靠经营山林而生活。他们傍田而居，依山筑舍，整年整月地进行着过度的和冒险的操劳。许许多多人世世代代开山种地，却终生没有一块土地。

地主由土地的兼并发展到山林的霸占，有钱有势的人向官府“报粮认税”领取山林，有的则依靠势力“指山为界”，将大片“无主”的山林归并在自己私造的契约之内。如分水县蠡湖乡在1917年以前人口特别少，许多山林无主经营。1917年段祺瑞执政时，勒令建立清山局，要群众领山认税。清山局多为地主豪绅所把持，该乡清山局即是本乡的满清拔贡王秉融任总董事，王曾任淳安县知事，其子王植民任清山局秘书，父子二人总揽大权，霸占了该乡四分之一的山林。

乐清县芙蓉西塍村余鼎三，是由大官僚变为大恶霸地主的。余鼎三曾当过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中将师长，代理过十九军军长。在做官任上，他仗势捞到了不少钱，到乡里用低价强买了农民300多亩田。由于当地山多田少，这点田产当然满足不了这个大恶霸的欲望。于是，他一回到乡间，就贴出“封山条例”，霸占了芙蓉地区所有的“官山”，不准当地农民上山砍一根柴草。余鼎三霸占这片山地后，坐上一个特制的沙发轿子，亲自查看了十多天。最后狂喜地翘起大拇指说：“鸟飞十里，歇的是余家树；人行百里，走的是余家路！”而且他还狂妄地宣布，为了名副其实，从这天起，将自己的名字改作“余鼎山”。

第一章　　黑手高悬（13）

到解放时，临安专区除部分尚未开垦的原始山林和无用的“无主”荒山之外，地主霸占可经营的山林竞达70％以上。孝丰县大地主周茂兴占有山林将近万亩以上。山亩的计算有“喝山亩”（即喊声所至为1亩）及“敲锣亩”、“滚石亩”、“估山亩”等各种方法，其实际占有面积往往超过其亩数的数十倍。孝丰、临安、於潜等地地主霸占山林的范围有的遍及一乡一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