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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2页）

大匪吃小匪，本地匪吃路过匪的武器，黄清沅搞了好几起，国民党政府却说黄清沅“剿匪”有功。

1934年，国民党二十九军田颂尧部黄正贵（师长）驻扎绵阳地区，召集各县公安局长开会商讨“剿匪”事宜（实际是防止红军北上），黄清沅趁机拉拢，称哥道弟，并暗地送黄正贵200余两好烟土。黄正贵送黄清沅10支卡宾枪、手枪及子弹等，并用小汽车送黄清沅回县。从此，黄清沅声势更大，人人畏惧，都说：“黄师长与黄清沅是拜把兄弟。”他趁此带队剿匪，又把川北另一大土匪邓天王吃掉了。吃掉土匪的枪支弹药，并未报入公安局，都散发给他的哥老弟兄，作为私人财产。同年公安局改为保安局，黄继任保安局长。

第七章　　反霸——斩断高悬黑手（9）

次年正月，国民党当局力阻红军北上，绵阳专署成立江、彰、梓、盐、青、平6县联团指挥部，蹇幼樵任总司令，黄清沅任第五区指挥部司令，负责剑阁至梓潼、梓潼至江油这一地区的防务。除原公安局武器外，梓潼各类地方武装组织（如门户练、保卫团、保甲训练班）等都统一归黄清沅指挥。此外，又临时增加一个特务中队。指挥部用地方筹款和上面拨款，购买100多支新式枪支拨给黄清沅。

1935年，红军突破嘉陵江直向剑阁、梓潼进发。农历二月底，红四军和红三十军以及红九军一部从剑阁、梓潼南面金仙、元山、王河向梓潼进发。邓锡侯部驻梓潼的一个旅向元山逃窜，黄清沅的1000多地方武装在农历三月初八日也全部离开梓潼，调到他老家重华。到重华后又遇红军，他闻风退往江油，再由江油退往安县，保住他的公安部队和哥老土匪部队，接受涪江左翼民团总指挥杨选福指挥。黄清沅在退出重华时，私运一车鸦片烟，约有千两，值白银1万余元，命其军需官欧欣亭运到成都，计划送一部分给邓锡侯、田颂尧，再出卖部分，但被成都卫戍司令部第四检查处查获扣留。欧欣亭去找邓锡侯的副官，才取出来。

黄清沅不战自退，被梓潼黄祉生、王蕴朴、薛少叔、任清华等59名士绅、教师联名告发，绵阳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转报成都保安处，保安处派人将黄清沅逮捕。1937年1月27日，黄清沅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欧欣亭判有期徒刑1年，他的哥老弟兄高延德判有期徒刑8年。黄清沅即令他四弟黄燎如、三弟黄复初和梓潼保安团第一大队长肖尔瞻、公安局大队长唐靖一等将留在他家里的鸦片烟3000多两、银元20000多元和银锭、金子共值10万多银元，运到成都活动，贿赂贺国光、邓锡侯、孙震等。黄清沅因此被无罪释放，又回到重华。

1937年起，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黄清沅结交附近几个县的大土匪、大袍哥和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互相送烟、送女人、摆赌场、做生意。他结交的人有梓潼县长张年略、来元义，平武的杨朗如，昭化的米少谦，江油的蹇少樵、蹇幼樵，中坝的唐淮，大烟匪、大土匪张守华，并和碧口、平武、青川、南坪的头面人物过从甚密。这时，黄已有枪支2200支，哥老成员有3400多人，势力主要在重华区7个乡场，方圆300多公里。

就这样，“黄门四虎”一直称霸川北，直到人民解放军来到川北。

解放以后，“黄门四虎”依然反动透顶，黄清沅、黄燎如等率手下抵抗解放大军，制造混乱。黄匪被击退后，欲潜逃香港，但沿途人民群众对可疑行人盘查甚严，黄匪只得潜伏南充。最后，分别被捉拿归案，押回重华镇公审。

公审大会后，黄清沅、黄燎如兄弟被当场枪毙。心中依然充满仇恨的群众，人人掷草把焚烧其尸。人们不停欢呼：除了黄虎，家富人宁！

7、过火偏向的纠正

反恶霸斗争中在少数地区曾一度发生扩大打击面和斗争方式过火的偏向。把斗争恶霸分子变成普遍斗争地主和富农，把清算少数恶霸分子的斗争变成清算地主剥削的斗争。有的地方斗争方式简单生硬，不注重说理，滥施体罚和人身侮辱，甚至在个别地区发生将恶霸分子在斗争会上打死的现象。

如在重庆垫江县，界滩乡大井村驻村干部孙培章（河南人，曾任伪军指导员）和村农会主任余汝舟（解放前为兵痞）狼狈为奸，互相勾结，在减退运动开始，趁群众觉悟还没有提高之际，滥施刑罚，无法无天，使党和人民政府在政治上受到巨大损失。该村在减退中遭受吊打，罚跪者不少，被各种残酷，下流的非刑折磨致死和逼死者26人（其中有中农、贫农9人），被孙、余二犯*的妇女17人（内有中、贫农12人）。孙、余二犯罪行暴露后，被依法判处死刑，在界滩乡大井村当众执行枪决。地区、县、区各级领导到该村对无辜受害的群众进行了道歉和慰问，并对一些善后问题进行了处理。

发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群众发动起来后，对地主阶级的千仇万恨也爆发出来，在斗争地主时不讲方式，以感情代替政策。而工作队的干部怕影响群众斗争情绪，对群众斗地主时出现的一些过火行为迁就的多，干预的少。甚至有的干部有单纯的任务观点，为早点斗出成果，还支持群众对地主实施体罚。而大井村的情况，则是由于混入革命队伍的坏分子劣性不改，县委，区委对住村干部未及时进行检查和监督，致使孙培章等能够在村里一手遮天，为所欲为，造成严重后果。

各地人民政府及时纠正这些偏差，保证整个反霸斗争沿着正确轨道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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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减租退押（1）

1、农村基层政权初步建立

华东、华南、西北、西南等新区的农村基层政权，是随着解放战争的硝烟，边接收边建设的。由于解放进程的迅速，党的主要力量开始大多放在城市接管工作方面，在农村只开始了一些辅助工作：配合主力部队，搜剿国民党的溃兵和特务组织；废除国民党统治机构，建立乡以上各级人民政权；动员农民交粮支援前线等。但是由于战争还在进行，任务繁重，干部缺乏，情况生疏，很多农村没有干部，宣传上无法到位，使党的政策不能及时为群众所了解。为了避免混乱，维持社会秩序，便于筹集粮草和接收，广大农村只好暂时保留国民党政府时代的保甲制度和保甲人员。有些保甲人员以为共产党和国民党没有什么两样，乘机徇私舞弊。农民受到不少损失，曾一度产生不满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各中央局党委纷纷向各地基层党组织提出了“发动群众，建立农会组织”的口号，要求各省委积极行动，组织农村工作团下到最基层，尽快完成农村基层政权改造，建立全新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权。

在华东，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主持召开党委会议决定：从苏南各地抽调在职干部和新招收部分知识青年学生合计1万人下乡，其中2500名由苏南党政军直属机关、无锡市直属机关和苏南党校、苏南公学学员中抽调，其余7500名由地县抽调，分别组成各级的农村工作团（队），以推动苏南全区农村工作的开展，所有各级农村工作团（队）一律于1949年7月底以前抽调集中学习，经过短期训练后，于8月下乡。接着，苏南区党委召开了苏南区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由苏南区、各专区、县各派代表1人至3人组成。筹备委员会推选欧阳惠林为主任委员，在*苏南区党委领导下负责筹建各级农民协会，发展会员。

1949年7月下旬，*苏南区党委组织部负责抽调干部组建苏南农村工作团，从苏南区（包括无锡市在内）直属机关干部、苏南党校学员和苏南公学新招收的知识青年三部分人中抽调1846人，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