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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简单了，我打通太监的办法，也不过是花点钱而已。拿到钱的太监欢天喜地地谢了恩，我就认为万事俱备，谁知在预定时间前一小时，不知是哪个收了钱的太监报知了内务府。我还没走出养心殿，就听说王爷传下令来，叫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紫禁城全部进入戒严状态。我和溥杰一听这消息，坐在养心殿里全傻了眼。

过了不大功夫，我父亲气急败坏地来了：

“听听听听说皇上，要要要走……”

看他这副狼狈的样子，做错事的倒好像是他，我忍不住笑起来了。

“没有那么回事。”我止住了笑说。

“这可不好，这可怎么好……”

“没那回事！”

我父亲疑心地瞅瞅溥杰，溥杰吓得低下了头。

“没有那事儿！”我还这样说。父亲嘟嘟囔囔说了几句，然后领走了我的“同谋犯”。他们走了，我把御前太监叫来追问，是谁说出去的。我非要把泄底的打个半死不可。可是我没办法问出来，这件事，又不能叫敬事房去查，只好一个人生闷气。

从那以后，我最怕看见高墙。

“监狱！监狱！监狱！”我站在堆秀山上望着城墙，常常这么念叨。“民国和我过不去还犹可说，王公大臣、内务府也和我过不去，真是岂有此理。我为了城外的祖业江山才要跑出去的，你们为了什么呢？……最坏的是内务府，这准是他们把王爷弄来的！”

第二天见了庄士敦，我向他发了一顿牢骚。他安慰了我几句，说不如暂时不去想这些，还是现实一些，先把紫禁城整顿整顿。

“新来的郑孝胥，是个很有为的人。”他说，“郑很有抱负，不妨听听他对整顿的想法。”

我心中又燃起另一种希望。既然紫禁城外祖业不能恢复，就先整顿城里的财产吧。我对庄师傅的建议非常满意。我那时万想不到，他后来在他那本书里写到这次逃亡时，竟然把自己说成了毫无干系，而且还是个反对者呢。

我的前半生……八　遣散太监

八　遣散太监

紫禁城在表面上是一片平静，内里的秩序却是糟乱一团。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就时常听说宫里发生盗案、火警，以及行凶事件。至于烟赌，更不用说。到我结婚的时候，偷盗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刚行过婚礼，由珍珠玉翠装嵌的皇后凤冠上的全部珍宝，竟整个被换成了赝品。

我从师傅们那里知道，清宫中的财宝早已在世界上闻名。只说古玩字画，那数量和价值就是极其可观的。明清两代几百年帝王搜刮来的宝物，除了两次被洋兵弄走的以外，大部分还存放在宫里。这些东西大部分没有数目，就是有数目的也没有人去检查，所以丢没丢，丢了多少，都没有人知道。这就给偷盗者大开了方便之门。

今天想起来，那简直是一场浩劫。参加打劫行径的，可以说是从上而下，人人在内。换言之，凡是一切有机会偷的人，是无一不偷，而且尽可放胆地偷。偷盗的方式也各不同，有拨门撬锁秘密地偷，有根据合法手续，明目张胆地偷。太监大都采用前一种方式，大臣和官员们则采用办理抵押、标卖或借出鉴赏，以及请求赏赐等等，即后一种方式。至于我和溥杰采用的一赏一受，则是最高级的方式。当然，那时我决不会有这样想法，我想的只是，别人都在偷盗我的财物。

我十六岁那年，有一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官那边一座库房。库门封条很厚，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我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我叫太监打开了一个，原来全是手卷字画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后，嘉庆下令把那些珍宝玩物全部封存，装满了建福官一带许多殿堂库房，我所发现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库。有的库尽是彝器，有的库尽是瓷器，有的库尽是名画，意大利人郎世宁给乾隆画的许多画也在内。在养心殿后面的库房里，我还发现了许多很有趣的“百宝匣”，据说这也是乾隆的玩物。这种百宝匣用紫檀木制成，外形好像一般的书箱，打开了像一道楼梯，每层梯上分成几十个小格子，每个格子里是一样玩物，例如一个宋磁小瓶，一部名人手抄的寸半本四书，一个精刻的牙球，一个雕着古代故事的核桃，几个刻有题诗绘画的瓜子，以及一枚埃及古币等等。一个百宝匣中，举凡字画、金石。玉器、铜器、瓷器、牙雕等等，无一不备，名为百宝，实则一个小型的匣子即有几百种，大型的更不只千种。还有一种特制的紫檀木炕几，上面无一处没有消息，每个消息里盛着一件珍品，这个东西我没看见，我当时只把亲自发现的百宝匣，大约有四五十匣，都拿到养心殿去了。这时我想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究竟有多少财宝？我能看到的，我拿来了，我看不到的又有多少？那些整库整院的珍宝怎么办？被人偷去的有多少？怎样才能制止偷盗？

庄士敦师傅曾告诉我，他住的地安门街上，新开了许多家古玩铺。听说有的是太监开的，有的是内务府官员或者官员的亲戚开的。后来，别的师傅也觉得必须采取措施，杜绝盗患。最后，我接受了师傅们的建议，决定清点一下。这样一来，麻烦更大了。

首先是盗案更多了。毓庆宫的库房门锁给人砸掉了，乾清宫的后窗户给人打开了。事情越来越不像话，我刚买的大钻石也不见了。为了追查盗案，太妃曾叫敬事房都领侍组织九堂总管，会审当事的太监，甚至动了刑，但是无论是刑讯还是悬重赏，都未获得一点效果。不但如此，建福官的清点刚开始，六月二十七日的夜里便突然发生了火警，清点的和未清点的，全部烧个精光。

据说火警是东交民巷的意大利公使馆消防队首先发现的。救火车开到紫禁城叫门时，守门的还不知是怎么回事。这场大火经各处来的消防队扑救了一夜，结果还是把建福宫附近一带，包括静怕轩、慧曜楼、吉云楼、碧琳馆、妙莲花室、延春阁、积翠亭、广生楼、凝辉楼、香云亭等一大片地方烧成焦土。这是清宫里贮藏珍宝最多的地方，究竟在这一把火里毁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一个谜。内务府后来发表的一部分胡涂账里，说烧毁了金佛二千六百六十五尊，字画一千一百五十七件，古玩四百三十五件，古书几万册。这是根据什么账写的，只有天晓得。

在救火的时候，中国人，外国人，紫禁城里的人，城外的人，人来人往，沸腾一片，忙成一团。除了救火还忙什么，这是可以想象的。但紫禁城对这一切都表示了感谢。有一位来救火的外国太太，不知为什么跟中国消防队员发生了争执，居然动手把对方打得鼻子出了血，手里的扇子也溅上了血。后来她托人把这扇子拿给我看，以示其义勇，我还在上面题了诗，以示感谢。这场火灾过去之后，内务府除用茶点招待了救火者，还送给警察和消防队六万元“酬劳”费。

要想估计一下这次的损失，不妨说一下那堆烧剩和“摸”剩下的垃圾的处理。那时我正想找一块空地修建球场，由庄士敦教我打网球，据他说这是英国贵族都会的玩艺。这片火场正好做这个用场，于是叫内务府赶快清理出来。那堆灰烬里固然是找不出什么字画、古瓷之类的东西了，但烧熔的金银铜锡还不少。内务府把北京各金店找来投标，一个金店以五十万元的价格买到了这片灰烬的处理权，把熔化的金块金片拣出了一万七千多两。金店把这些东西拣走之后，内务府把余下的灰烬装了许多麻袋，分给了内务府的人们。后来有个内务府官员告诉我，他叔父那时施舍给北京雍和宫和柏林寺每庙各两座黄金“坛城”，它的直径和高度均有一尺上下，就是用麻袋里的灰烬提制出来的。

起火的原因和损失真相同样的无从调查。我疑心这是偷盗犯故意放火灭迹的。过不多天，养心殿东套院无逸斋的窗户上又发生火警，幸好发现得早，一团浸过煤油的棉花刚烧着，就被发现扑灭。我的疑心立刻更加发展起来。我认为不但是有人想放火灭迹，而且还想要谋害我了。

事实上，偷窃和纵火灭迹都是事实，师傅们也没有避讳这一点，而对我的谋害则可能是我自己神经过敏。我的多疑的性格，这时已显露出来了。按清宫祖制，皇帝每天无论如何忙，也要看一页《圣训》（这些东西一年到头摆在皇帝寝宫里）。我这时对雍正的《殊批谕旨》特别钦佩。雍正曾说过这样的话：“可信者人，而不可信者亦人，万不可信人之必不负于己也。不如此，不可以言用人之能”。他曾在亲信大臣鄂尔泰的奏折上批过：“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又说，对人“即经历几事，亦只可信其已往，犹当留意观其将来，万不可信其必不改移也”。这些话都深深印人我的脑子里。我也记得康熙的话：“为人上者，用人虽宜信，然亦不可遽信”。康，熙特别说过太监不可信，他说：“朕观古来，太监良善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渐，慎之于始”。祖宗们的这些训谕，被这几场火警引进了我的思索中。

我决定遵照雍正皇帝“察察为明”的训示行事。我想出了两条办法，一条是向身边的小太监们套问，另一条是自己去偷听太监们的谈话。后来我用第二条办法，在东西夹道太监住房窗外，发现了他们背后议论我，说我脾气越来越坏，这更引起了我的猜疑。在无逸斋发生火警这天晚上，我再到太监窗下去偷听，不料听到他们的议论更发展了一步，竟说这把火是我自己放的。我觉得他们真是居心叵测，我如果不先采取措施，后害实在无穷。

这时刚刚发生了一起行凶案。有个太监因为被人告发了什么过失，挨了总管的责打，于是怀恨在心，一天早晨趁告发人还没起身，拿了一把石灰和一把刀，进了屋子，先撒石灰在那人脸上，迷了他的眼，然后用刀戳那人的脸。这个行凶的人后来未被捉住，受伤的人送进了医院。我这时想起许多太监都受过我的责打，他们会不会对我行凶呢？想到这里，我简直连觉都不敢睡了。从我的卧室外间一直到抱厦，都有值更太监打地铺睡着，这里面如果有谁对我不怀好心，要和我过不去，那不是太容易下手了吗？我想挑一个可靠的人给我守夜，挑来挑去，只挑出一个皇后来。我从这天起让婉容整夜为我守卫，如果听见了什么动静，就叫醒我。同时我还预备了一根棍子，放在床边，以便应变。一连几天，婉容整夜不能睡觉，我看这究竟不是个办法。为了一劳永逸，最后我决定，把太监全都赶走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