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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部分（第1页）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次年（1596年）四月，明朝册封正史李宗城因为贪淫女色，遭到日本人的驱逐，凄凄惶惶从釜山跑出来，逃回京城，随即就被明廷下诏捕拿入狱，于是小西行长只好陪同副使杨方亨回归日本。此时秀吉早就离开了九州的名护屋，并且大坂城也不呆了，他在京都附近开始营建更为豪华的伏见城。六月，沈惟敬在伏见城见到了秀吉，秀吉本想在伏见城会见明使，但因为畿内地区地震频繁，所以最终还是敲定了大坂城。

九月一日，以毛利辉元为向导，引领杨方亨等一行人来到大坂城接见所。日本诸将四十人列座观礼，杨方亨、沈惟敬等人捧着金印、诏书站立。等到丰臣秀吉穿戴着明朝送去的册封衣冠，满脸笑容地出现的时候，沈惟敬竟然跪拜在地，使随员们无不感到愤慨。册封秀吉为日本国王的典礼顺利完成了，秀吉还盛宴款待了来使，在他想来，我答应做你大明王朝属下的日本国王，用这个空头衔换来朝鲜一半疆土，就此面子里子都有了，也可对出征诸侯有个交代，真是事事称心如意。

然而西洋镜终究是要拆穿的，明使手捧诏书，以中文宣读，日本人根本就听不懂，而就算两国文字基本相通，那些深奥的句子，也不是丰臣秀吉这种武人所能够理解的。等到第二天，秀吉让僧人承兑以日语宣读诏书，并且加以解说，虽然小西行长事先关照承兑要改动一些句子，但承兑仓促间无法完成如此繁难之事，还是原样照读了。

秀吉听到诏书中全然不提割让朝鲜一半领土和派朝鲜王子赴日为质等问题，不禁勃然大怒，于是下令驱逐明使，再伐朝鲜。这一年是日本的庆长元年，侵朝战争开始了第二个阶段，称为“庆长之役”。

小西行长分辩说是明朝违约，不干自己的事情，终于逃过了制裁，却被丰臣秀吉再度扔回朝鲜战场。至于那位胡作非为的沈惟敬先生，他逃回朝鲜后还假造了一道丰臣秀吉的谢恩表章，派人送回北京。然而花样不可一玩再玩，西洋镜终于被拆穿了，万历皇帝大怒，先把主和的兵部尚书石星下了大牢（最后死于狱中），然后传令驻朝明军捕拿沈惟敬，就地正法。

其实这个时候，丰臣政权的内部斗争已经愈演愈烈，丰臣秀吉得不到一点实利是断然不肯从朝鲜撤兵的，因为他已经威信扫地了……

●茶人之死

丰臣秀吉的侵朝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而日本人也没能从中得到丝毫益处。被驱赶上前线的武士们陷身在朝鲜这个大泥沼中，缺衣少粮，而又必须成天提防朝鲜义军的袭击；留在后方的百姓、町人则被迫缴纳高额贡赋，担当劳役以支撑不义的并且看不到前途的战争继续打下去。当前线战事明显不利于己以后，连秀吉本人也开始悲观丧气，为了散心，他的生活更为奢靡腐化，放着好好的大坂城不呆，还要修建更为宏伟的伏见城，就是一个例证。

就在“文禄之役”爆发的前一年，也即天正十九年（1591年）元月，丰臣政权的最大栋梁、秀吉的弟弟丰臣秀长病逝了。秀长是丰臣政权的核心人物，他是著名的内政家，并且拥有很强的统合能力，在年轻的谱代众和老奸巨猾的外样中间一直扮演着调停人的角色。秀长去世以后，石田三成等秀吉亲信与德川家康等有力大名间的矛盾益发突出，并且逐渐迈向不可调和的深渊。

丰臣秀吉在他最后的统治期间，先后杀死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的死亡，给他的政权造成了难以弥补的裂痕，同时也使他的威信遭到极大损害——一个是茶道宗师千宗易，还有一个是他的养嗣子丰臣秀次。

千宗易本是堺的豪商，师从武野绍鸥学习茶道，号抛筌斋、利休居士。天正十一年（1583年），也就是本能寺之变的次年，宗易被丰臣秀吉聘请为家中茶头，负责茶事。在当时，茶道并不仅仅是一门艺术，因为很多知名武将都醉心于茶道，所以茶人也经常会扮演外交使节的角色。千宗易成为丰臣家的茶头，也就等同于他进入了丰臣政权的统治核心，对秀吉协调与朝廷、大名乃至于豪商们的关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号称“天下第一茶人”的千宗易，最终却被秀吉勒令自杀。这件事发生在天正十九年（1591年）的二月份，也就是丰臣秀长去世后的翌月。事实上，秀吉和宗易的和睦关系早就破裂了，当可以保护宗易的最后一道墙垣秀长倒塌后，宗易也就终于无可避免地迎来了他的死期。

从表面上来看，有两件事促成了千宗易的死亡。首先是大德寺山门事件，天正十七年（1589年），宗易资助修建了大德寺山门的金毛阁，大德寺住持古溪宗陈感念其恩，就在阁上安置了宗易木像，此事引起了丰臣秀吉的嫉恨。另外一件事据说是因为宗易倒卖茶器，他早已出家为僧，如此贪图财富的恶性使秀吉异常愤怒。当然，这些都不过藉口和导火索而已，宗易与秀吉在茶道方面的认知全然不同，才是导致两人反目的重要原因。

千宗易开创了“千家流”的茶道流派，他主张“幽、寂”的茶道精髓，崇尚古朴简约。相反的，丰臣秀吉则追求奢华绚丽的风格，天正十三年（1585年），秀吉开放了自己苦心设计的“黄金茶室”，这座茶室规模很小，这点可以说和宗易所追求的风格是相通的，然而茶室及其中布置的各种器物都由黄金铸造，并且可以拆卸运输，造价昂贵，恐怕除了天下人秀吉外谁都无法仿效，这却是使宗易瞠目结舌，并且大摇其头的。

在茶道方面的理念不同，其实正体现了千宗易和丰臣秀吉两人对世间的认知，以及对自身定位的不同。在宗易看来，茶道是超脱了世俗的、直指人心的艺术，更是支撑宇宙间的大道的体现，古朴简约，正是大道所规定的社会道德规范。而在秀吉看来，茶道是显示他所开创的太平盛世的工具，也是他个人权威的体现，宗易的茶道理论势必将超凡的艺术凌驾于世俗权威之上，势必导致天意掌握在艺术家们手中而不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的社会认同。

大德寺山门金毛阁的塑像，本身就是千宗易茶道思想的体现。这座木像所描绘的宗易的外貌，是安祥而平和的，他穿着木屐，柱着拐杖，有如儒家思想中的“玄圣”，有如道家传说中的“真人”，是完全超脱于世俗之外更脱离于世俗统治者所管辖的道德的代表。如果不是因为如此，掌握天下的丰臣秀吉为何会对一座茶人的塑像感到如此嫉恨和恼怒呢？

千宗易并不仅仅在茶道思想，更根本的是在社会道德教化上与丰臣秀吉背道而驰，他与反对侵略战争的蒲生赋秀等人站在同一立场上，甚至还预言侵朝战争必将失败，这更使丰臣秀吉忍无可忍。丰臣秀吉原本继承了织田信长在近畿的势力，对于近畿最大的贸易港口堺依赖甚深，等到他以九州为基地图谋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时候，逐渐倾向于利用北九州地区尤其是博多的豪商们，而把堺抛到了脑后。天正十五年（1587年），秀吉在征伐九州的过程中于箱崎召开了盛大的茶会，主要邀请了博多的豪商神谷宗湛和岛井宗室等人——对比千宗易“幽、寂”的茶道，神谷和岛井等人的茶道要温和得多，与秀吉的茶道并不那么格格不入。

天正十七年（1589年）四月，曾经继千宗易成为丰臣家茶头的、宗易最有天分的弟子山上宗二，因为屡屡忤逆丰臣秀吉，在小田原之阵中被秀吉处死了，这件事给宗易的刺激是很大的。宗二为人执拗，他更明确地认识到，并且着意体现艺术家是无冕之王，不应屈从于世俗统治者，因此才会被杀。可以说，正是宗易本人的思想教导出了宗二，也导致了宗二的死亡。

就这样，山上宗二被杀后才过了不到两年，丰臣秀吉就以大德寺山门事件和倒卖茶器为名，于天正十九年（1591年）二月十三日，下令将千宗易幽禁在堺，并于二十五日将他召回京都，勒令自杀。宗易本是商人出身，商人总是要赚钱的，况且茶人养家之道，本就是鉴定和出售茶器，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吧。

二月二十八日，千宗易在聚乐第葭屋町的邸宅切腹自尽，死前留下一偈：“人世七十，力围希咄，吾之宝剑，佛祖共杀。”

●关白秀次的被杀

相比千宗易之死来说，丰臣秀次的死亡其实更具有悲剧性，并且对丰臣政权的损害更深。秀次本是丰臣秀吉的姐姐瑞龙院日秀之子，是秀吉的亲外甥。秀吉出身寒微，所以一般认为他的姐姐嫁给了一个农民，然而既然咱们已经分析过秀吉也并非普通农民出身，那么他的姐夫起码该是个低级的乡下武士吧。总之，因为瑞龙院早死，秀吉就把外甥领过来自己抚养，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秀次与其说是秀吉的亲戚，倒不如说是被亲舅舅频繁耍弄的一件政治道具。

当丰臣秀吉还在织田信长麾下为将的时候，他跟随信长鏖战江州，对抗浅井氏和北面的朝仓氏。为了立功，秀吉前往拉拢原属浅井氏的豪族宫部继润，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就把亲外甥送去宫部家做了养子兼人质——那是元龟二年（1571年）间的事情，这可怜的孩子年仅三岁。

等到丰臣秀吉继承织田信长的事业，掌控了天下，宫部继润就把小人质送了回来。当时秀吉还没有获赐“丰臣”姓，为了抬高自己家族的地位，就首先要为那些穷亲戚都找个高贵的靠山。想来想去，他让自己的姐夫去做名门三好氏的养子，改名为三好吉房，而吉房之子，也就是秀吉的那个亲外甥，就起名为三好信吉，又被送去了三好家。其后因为秀吉没有子嗣，就把信吉接回来做了自己的养子，赐以上字，这才被称为羽柴秀次，后改丰臣秀次。

丰臣秀次初次上阵，就是著名的小牧？长久手合战，这个年仅十六岁的小孩子虽然名为总大将，但根本不具有军事指挥能力，更不具备总大将应有的威信，从而导致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的成长价值。事实上，秀次此后屡次跟随丰臣秀长和丰臣秀吉南征北战，参加过四国之阵和小田原之阵，表现也还算中规中矩。

据说丰臣秀次受其养祖父三好笑岩入道的影响很深。笑岩入道原名三好康长，是三好长庆的叔祖父，本为河内高屋城主，后归降织田信长而受封阿波一国。笑岩是著名的文化人，秀次十多岁的时候生活在三好家中，围绕在笑岩膝下，这对他性格和才能的养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天正十三年（1585年），因为从征四国有功，秀次受封近江四十三万石的领地，主城在八幡山，对于八幡山的内政建设，这个孩子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

据说丰臣秀次很具有商业头脑，他规划了八幡山城城下町的格局，并且颁布《八幡山下町中掟书十三条》，包括乐市乐座、免税等举措，使市场变得非常繁荣。此外，他还开掘八幡堀，便利水路交通，在城下町设置了日本最早的排水道。因为他治理得法，加上从征小田原北条氏的功劳，天正十八年（1590年）被加封尾张国，主城移到清洲，领地年贡超过了一百万石。

天正十九年（1591年）八月，丰臣秀吉唯一的嫡子鹤松夭折了，秀吉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恐怕很难再有子嗣，就于十二月将关白之位让给了秀次，自己名义上退居二线——因为退位的关白习惯上被尊称为“太阁”，所以此后人们就称秀吉为“丰太阁”。这等于是确定了秀次的继承人地位，并且朝廷也下诏任命秀次为正二位内大臣。

当丰臣秀吉前往北九州名护屋，遥控侵朝战事的时候，丰臣秀次就留在大坂和京都处理政事，虽然国家的大政方针往往还要秀吉点头认同，秀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个傀儡而已，但大家都知道，这个傀儡只是暂时的，只要秀吉一咽气，秀次就是新的天下人。这种格局本来很利于长治久安，然而变数终于出现了——

文禄二年（1593年），就在朝鲜战场上中日双方暂时停战，准备开始和谈的时候，丰臣秀吉竟然意外地又得到了一个嫡子，鹤松的母亲淀姬再度生产，孩子起名拾儿，也就是后来的丰臣秀赖。秀赖的诞生，使丰臣秀次的地位变得非常微妙，他虽然仍冠有关白的头衔，但很可能随时都会失去继承人的宝座。

日本历史上，仅室町晚期和战国时代，类似事情就屡有发生，一般情况下都是臣子们分裂为二，一派拥护嫡子，一派拥护养子，从此大打出手——“应仁之乱”就肇端于此。当然，丰臣秀吉非足利义政可比，他不会让这种变乱真的在眼皮底下发生的，为此睁大了眼睛，看着秀次究竟会何去何从。

据说丰臣秀次对和歌、茶道、书法、将棋等艺术门类都深有研究，他还下令保护逐渐衰退的官学，将在战乱中遗失的书籍重新整理起来——作为深受三好笑岩熏陶的文化人秀次来说，做这些事情本是理所当然的吧，况且国家大政仍然控制在秀吉手中，他也有很多闲空可以做这些琐事。然而在秀吉看来，秀次这般举动，是想麻痹自己呢，还是想提升威望，收买人心呢？

况且，因为关白丰臣秀次即将成为下一位天下人，各地诸侯纷纷趋势逢迎，羽州的大名最上义光就把十五岁的爱女驹姬献给秀次为妾——秀次和他的亲舅舅丰臣秀吉只有一事相象，那就是极好女色，各处搜罗妻妾无数。然而大名们这种拍马屁的举动，反而使秀次遭到秀吉的猜忌，为了给亲生儿子铺平道路，丰臣秀吉终于下了毒手。

文禄四年（1595年）七月，丰臣秀吉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下令将关白秀次流放到高野山中。十五日，正当秀次在青岩寺和僧人隆西堂下将棋的时候，突然接到石田三成、增田长盛等人带来的罪状书，被勒令自杀——享年仅二十八岁。

丰臣秀吉的刻毒残暴，在杀死养子秀次一事上表现得尤其明显。秀次虽然切腹了，他仍下令将其首级割回，放在京都附近处决犯人的三条河原曝晒示众，不仅如此，还将秀次的妻妾子女三十多人也都押往彼处斩首。最上义光的爱女驹姬当然名列其中，据说义光请托了包括德川家康在内的很多人，还是未能救下女儿的性命。

驹姬临终前作绝命诗一首，大意是：“无罪之身，无辜受斩，前往彼世。弥陀之剑，慈悲为怀，指引往生。此身罪业、深重五障，随之消解。”年仅十九岁——丰臣秀吉此时残忍疯狂的行为，不亚于织田信长当年，所以丰臣政权的末日，也随之很快到来了。

倭奴和平秀吉

明朝人喜欢叫日本人为倭奴，其实这个词汇最初并不含有贬义。大家知道，日本列岛上最早和中国取得联系的很多国家中，有“倭国”也有“奴国”，到了南朝范晔写《后汉书》，就记载说：“东夷倭奴国王遣使贡献。”按照当时人的看法，是倭国降服了奴国，两国归并为一。

从此以后，“倭奴”一词就变成了倭国也即日本国的代名词。然而可怜的是，这两个字在中国古文中含义都不大好，倭最早的意思是低垂，而奴就是奴隶，两者合起来，似乎是指一个奴才垂首听命。元朝以后，因为倭寇多次侵扰我国东南沿海，老百姓都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倭奴一词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贬义词。

然而事实上，以“奴”来贬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除叫日本为“倭奴”外，在中国古代是根本没有过的。唯一的例外是《旧唐书》里有“啖狗肠高丽奴，啖狗屎高丽奴”的话，不过那是用来骂高句丽出身的将领高仙芝的，所指是个体而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