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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5页）

啊，我敢说你是这样，你这狗杂种。取笑我们，你这淫棍。就这样笑吧。

“他们在哪里?”瑞典佬问。

“他告诉她，只有一种方法吃新鲜馅饼。那就是坐在厨房的餐桌边，就着一杯上好的冷牛奶。我猜他们正在厨房里喝牛奶。杰西学了她不必知道那么多的关于手套制作的知识。那也不错，我希望你不介意我不能把她留在家里。”

“我刚才看到你的房子模型，”瑞典佬告诉他，“就在多恩的书房里。”但是他现在看到的是沃库特左边脸上的一颗痣，一颗黑痣，就在从鼻子到嘴角的褶皱里。沃库特除了大鼻子，还配上一颗丑陋的痣。她觉得那颗痣吸引人?她吻那颗痣吗?她根本没有注意这家伙脸上有点胖?或者说，考虑到是一个旧里姆洛克上层社会的男孩，她就不在乎他的长相，就像伊斯顿妓院那些女郎一样泰然自若、职业性地无所谓?

“啊哈。”沃库特说，亲切地装做他是多么地没有把握。他用这双手玩球、穿那些衬衫、画那些画、操邻居的妻子，还成功地做到这一切，让人觉得自己始终都是一个理智的、深不可测的人。全是外表和托词。他工作非常辛苦，多恩说，成了一个单向度的人。高贵时超过绅士，低贱时不如耗子。酗酒是藏在他的妻子身上的魔鬼，性欲和敌意则是藏在他身上的魔鬼，是封存起来的、文明化的、掠夺性的。他是为了加强他们家族的进攻性——出身的优越性——那种小心谨慎的作风的进攻性。这仁慈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这老谋深算的掠食者，保护着他生来就有的，同时也秘密地获取所没有的。这是威廉·沃库特的文明化的野蛮，是他动物行为的文明形式。我更喜欢牛群。“晚饭后应该有——长篇大论。”沃库特说。“能想像没有长篇大论?”他问道。“我认为不行。”

当然——做到无人知晓才是目的。然后你便可以有条不紊地生活，窃用那些漂亮的妻子。在厨房里他就应该用煎锅砸这两人的脑袋。

“有过了，那么多。”瑞典佬说。由于他控制不住要和沃库特讲话，他又说道，“很有趣。我现在有了关于光线的想法。我想让阳光照到所有那些墙上，那会很壮观。我想在里面你会感到非常愉快。”

沃库特笑了起来，“你，你指的是你。”

可是瑞典佬并没有听出自己的错误。他没有听到，因为一个重要的想法出现在脑海里：他应该做什么，却没有做。

他应该控制住她，不应该把她留在那里。杰里是对的。开车去纽瓦克，马上动身，带上巴里。他们两人能够降伏她，用车把她带回旧里姆洛克。如果丽塔·科恩在那里?我就杀了她。如果她在我女儿附近，我将汽油淋在那头发上，让那小阴道烧起来。毁掉我女儿，在我面前炫耀她的阴部。毁掉我的孩子。这就是意义——他们毁掉她就是为了得到毁掉她的乐趣。带上谢拉，带上谢拉。安静下来。带着谢拉一起到纽瓦克。梅丽听谢拉的话。谢拉可以和她谈谈，把她弄出那个房间。

“——让我们来访的知识分子把一切都搞错吧。她玩法国人攻击资产阶级的那种游戏时的自鸣得意的无礼行为……”沃库特对瑞典佬讲，他对马西亚装腔作势感到好笑。“我想在她看来，她不用遵从一般宴会上应该讲些什么的规矩。但这依然令人吃惊，我常常纳闷，空虚怎么会总是伴随着聪明。她真的丝毫没有意识到她谈的什么。知道我父亲常说什么?‘全是脑袋，没有智慧。越机灵，越愚蠢。’很恰当。”

不要多恩?不。多恩不想和他们的灾难再有任何关系。她只是在等待中才和他在一起，直到房子建起来。自己去干吧。回到你那该死的车里，去接她。你爱她，还是不爱她?你向她让步正如你向父亲让步一样，也和你向生活中的一切让步一样。你害怕将野兽从笼子里放出来。她成了对世俗行为不错的批评家。你却把自己隐藏起来。你从不自己拿主意！可是他怎么才能将梅丽带回家，现在，今晚，戴着那面纱，父亲也在此?如果他父亲见到她，会当场毙命。那么到其他地方?他能带她到哪里?他们两人到波多黎各去生活?多恩不会关心他到哪里。她只要沃库特。他必须在她再次踏进那条隧道之前接走她。别去想丽塔·科恩。他才不在乎。给梅丽找个地方住，必须没有那条隧道。那才是重要的。就从隧道着手，以免她在那里被人杀掉。在早晨之前，在她离开那房间之前——就从那里开始。

他在不断地崩溃，以他自己了解的唯一的方式坚持下去，那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崩溃，而是在下沉，整个晚上都由于重负下沉而逐步消失。这人从未完全放开过，爆发过，只是下沉……但是现在，非常明确该做什么。黎明前将她从那里接出来。

黎明（多恩）以后[42]。黎明以后的生活难以想像。没有多恩，他将一事无成。可是她想要沃库特。“那新教徒白人的温柔，”她说过，差不多是打着哈欠表达了她的观点。然而，那种温柔对小小的爱尔兰天主教姑娘却有可怕的魔力。梅丽·利沃夫的母亲需要的就是威廉·沃库特三世。这位戴绿帽子的丈夫清楚。当然，现在才清楚这一切。谁能带她回到她一直都向往的梦境?美国先生。有沃库特做伴，她将回到原来的轨道。春湖、大西洋城、现在是美国先生。摆脱我们孩子的污点，在她信任状上的污点，摆脱炸毁百货商店的污点，她又可以开始过洁白无瑕的生活。可是我被百货商店挡住了去路，她也明白这一点，知道我不被容许前行，我再也没有任何用处。这是她和我并肩而行的终点。

他取过一张椅子，坐到妻子和母亲的中间，甚至当多恩正在讲话时，他握住了她的手。握一个人的手有一百种不同的方式。有和小孩握手的方式，和朋友握手的方式，和年迈的父母握手的方式，和即将分别、濒临死亡、已经去世的人握手的方式。他握着多恩的手，用的是一个男人对他爱慕的女人的方式。所有的激情都传输到他的紧握之中，似乎加在手掌上的压力可以引起两个灵魂的转移，似乎手指的交错连接象征着每一种亲昵。他握住多恩的手，似乎他对自己的生活处境一无所知。

就在此时他想道：她也想回到我的身边。可是她不能，因为一切太糟糕。她还能怎么办?她肯定认为她是毒药，生了一个杀人犯。她必须戴上一顶新皇冠。

他应该听父亲的话，永远别娶她。他公然反抗他，仅此一次，但那就是所需要的——奏效了。他父亲曾说过，“有成百上千的犹太姑娘，可你非要找她。你在南卡罗来纳找到一位，邓里维，可你看到了光明，扔掉她。你回到家，在这里发现了德威尔。塞莫尔，为什么?”瑞典佬不能对他说，“南卡罗来纳那位姑娘很漂亮，可是没有多恩一半漂亮。”他不能对他说，“美貌的威力是个毫无理性的东西。”他才二十三岁，能说的只是，“我爱上她了。”

“‘爱上’，那是什么意思?当你有了孩子，‘爱上’会为你做什么?你怎么抚养孩子?作为天主教徒?作为犹太人?不，你将来养大的孩子既不是这种也不是那种——全是因为你‘爱上’。”

他父亲说得对，发生的一切不出所料。他们养大的孩子既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犹太人，先是一个结巴，然后成了杀人犯，最终变为耆那教徒。他这一辈子都在努力，决不犯任何错误，可那就是他所做的。他将所有的冤屈都封闭起来，藏在自己心里，尽一个人的能力把它深埋下去，可是它还是冒了出来，只因一位姑娘漂亮。他生命中最严肃的事情，似乎从他一出生起，就是避免他所爱的人们遭受苦难，就是好心待人，永远和蔼可亲。那就是为什么他要带着多恩到工厂办公室与父亲秘密见面——努力打破宗教僵局，避免使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不开心。这次见面是他父亲提出来的：面对面，在“那位姑娘”（娄·利沃夫慷慨地在瑞典佬面前这样提到她）与“食人魔鬼”（那位姑娘这样称呼他）之间进行。多恩并不害怕，让瑞典佬吃惊的是，她居然同意。“我身穿泳装走上T型台，不是吗?那不容易，你可能不懂。两万五千人。那不是种非常高贵的感觉，穿着鲜亮的白色泳装和高跟鞋，被两万五千人盯着看。我穿着泳装出现在游行队伍里，那是在卡姆登市

[43]，七月四日。我不得不那样做，我恨那一天。我父亲几乎死掉。可是我做了。我用胶带将该死的泳装粘到皮肤上，塞莫尔，这样它就不会往上爬——把胶带贴在自己背后。我觉得自己像个畸形人。可是我接受了新泽西小姐这个工作，所以就去干。一项非常累人的工作，州里每一个城市，每次出场五十美元。如果你工作卖力，酬金增加，于是我就去干。拼命去做完全不同的、吓死我的那种事——可是我做了。圣诞节我突然向父母宣布联合县小姐的消息——你认为那很有趣?可是我做了。如果我能做那一切，我就能做这事，因为这不是做一个站在巡游花车上的傻女孩，这是我的生活，我的整个未来。这是为了继续！但是你得在场，是吧?我不能独自到那里去。你必须在那里！”

她这么令人难以置信地勇敢，他毫无选择，只好说，“我还能在哪里?”在去工厂的路上他警告她别提玫瑰经[44]念珠、十字架或天堂，尽量离耶稣远一点。“如果他问家里是否挂着十字架，就说没有。”“可那是撒谎。我不能说没有。”“那么说有一个。”“那是谎话。”“多尼，如果你说三个也没有多大益处。一个和三个是一样。你的意思同样表达清楚了。就这样说，为了我，说有一个。”“我们看着办。”“你用不着提起其他废物。”“其他什么废物?”“圣母玛利亚。”“那不是废物。”“塑像，好了吧?忘了它。如果他问，‘你们有塑像吗?’就告诉他没有，只对他说，‘我们没有塑像，没有画，就一个十字架，完了。’”他解释说，宗教饰物，就像在她家餐厅和她母亲卧室里的那些塑像，和她母亲贴在墙上的那些画，都是让他父亲难受的东西。他不是在维护他父亲的地位。他只是解释说，那个人是以某种方式成长起来的，他就是那种方式的人，没有谁能改变，所以，为什么要去激怒他呢?

反对父亲不是件轻松的事，不反对父亲也不是件轻松的事——这是他慢慢发现的。

反犹主义是另一个让人头疼的话题。小心你说的关于犹太人的话。最好只字不提犹太人。还要离神甫远一点，别谈论神甫。“别告诉他关于你父亲和神甫的故事，他小时候在乡村俱乐部当球童的事情。”“我为什么会告诉他那件事?”“我不知道，但是别靠得太近。”“为什么?”“我不知道——只是别那样。”

其实他知道为什么。如果她告诉他，第一次发现神甫们有生殖器时，她父亲正在衣帽间里，当时他周末去做球童，那之前他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生理上也有性欲，他自己的父亲很有可能要问她，“你知道他们在行割礼后用犹太小男孩的包皮做什么?”而她肯定会说，“我不知道，利沃夫先生。他们用包皮做什么?”利沃夫先生会回答——他最喜欢的一个玩笑——“他们把它们寄回爱尔兰。他们等着，直到他们收集够了，就把它们寄到爱尔兰，用它们做出神甫来。”

那是一次瑞典佬永远也无法忘记的谈话，正因为他父亲说的那些东西，谈话才不太像他预想的那样。多恩将它变成了一次难忘的交流。她很坦率，并没有那么认真地编造有关她父母的事情或任何他以为对她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她的勇气才是令人难忘的。

她比未婚夫要矮足足一英尺多，按照其中一个对丹尼·德威尔很有信心的评委在大赛后的说法，她未能进入大西洋城比赛的前十名，只是因为脱掉高跟鞋后身高才五英尺两英寸半，而在那一年五六个同样聪明和漂亮的姑娘肯定就要看身材了。这种娇小（是否真的使她在筛选时丧失资格——也难以给瑞典佬满意的解释，为什么亚利桑那小姐应该夺得那次的桂冠，而她才五英尺三英寸）只是加强了他对多恩的倾心。在一个像瑞典佬这样天生就有责任感的年轻人看来——而且这个英俊男孩总在努力不让人只把他看做徒有惊人的外表——多恩只有五英尺二，这件事在他内心更加激起一种男子汉挺身而出、提供保护的冲动。在那次多恩与他父亲的漫长而艰难的谈判之前，他全然不知自己爱上了一位如此坚强的女孩。

除了她家十字架的个数，她能果断撒谎的另一件事就是洗礼，在这一点上她最后似乎快要停止抵抗了，好不容易才熬过了三小时的谈判，在这期间瑞典佬觉得令人吃惊的是他父亲竟然马上就放弃了这个话题。后来他才意识到父亲故意拉长谈判的时间，直到这位二十二岁的姑娘快要筋疲力尽时才作罢。他在洗礼这个问题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只和她聊了圣诞节前夕、圣诞节和复活节无边女帽就收场了。

梅丽出生后，多恩还是给她进行了洗礼。她本来可以自己举行洗礼，或者请她母亲来干。但她还是想正式一些，所以请了一位神甫和一些教父，把孩子带到教堂举行洗礼。在娄·利沃夫偶然在旧里姆洛克那房子的一间无人使用的卧室抽屉里发现洗礼证书之前，无人知道此事——只有瑞典佬，多恩当天晚上就告诉他了，刚洗礼过的婴儿已经入睡。她已去除原罪、注定将上天堂。等洗礼证书重见天日的时候，梅丽已经是一个六岁大的家中宝贝，她引起的不安很快就平息了。尽管如此，那并不意味着瑞典佬的父亲能够动摇自己的信念，他认为梅丽生活中的艰辛背后就是那次秘密的洗礼：那件事、圣诞树、复活节无边女帽，足够让这女孩永远也弄不清楚她到底是谁。那件事，还有她的德威尔姥姥——她也无济于事。梅丽出生七年后，多恩的父亲第二次心脏病发作，在安装炉子的时候突然去世。从那时起，没有什么能将德威尔姥姥拖出圣吉纳维芙教堂。她每次只要遇到梅丽，便诱使她上教堂，只有上帝知道她们在那里给她灌输了什么。瑞典佬现在要相信父亲得多——关于这事，关于一切事情，真的，比起他自己成为父亲之前——总是对他说，“爸，梅丽把这一切不当一回事。对她来说那只是姥姥和姥姥做的事情。和多恩的母亲一起上教堂对梅丽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可是他父亲不买账。“她跪下了，不是吗?她们到那里做的那一套，梅丽跪在地上——对吧?”“是啊，当然，我猜也是这样，她跪下了。但是那对她毫无意义。”“是吗?对我却很有意义——意义很大！”

娄·利沃夫退却了——也就是说，在儿子面前——不将梅丽的尖叫声归罪于洗礼。但是他和妻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没有这样小心了。他愤怒地想到那位德威尔女人使孙女受“某种天主教废话”的罪，他大声地质问，梅丽第一年的高声尖叫把全家人都吓得要死，难道不是那次秘密的洗礼一直在暗地里作祟吗。也许发生在梅丽身上的一切糟糕的事情，甚至那件最糟糕的，都起源于那个时候和那个地方。

她尖叫着来到这世上，尖叫声没有停止。这孩子尖叫时嘴张得太大，脸上细小的血管都裂开了。医生起先以为是腹痛，可是持续了三个月。为了找到另外的答案，多恩带她去做了各种检查，看了各种医生——然而梅丽并不让你失望，她当场也会叫起来。有一次多恩甚至从尿布上挤出一些尿来，拿去让医生化验。那时，他们有随遇而安的迈拉做管家，一个高大、欢快的酒吧招待的女儿，来自莫里斯顿的小都柏林。如果梅丽闹起来、放声尖叫，她总是抱起梅丽，让她依偎在她枕头似的丰满胸脯上，低语柔情地安抚她，就像对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可是迈拉这样做，效果并不比多恩的好多少。为了控制引发那种尖叫的机能，没有哪一种方法多恩没有尝试过。她带梅丽去超市时，事先要做充分的准备，似乎要用催眠术让孩子进入安静的状态。要去购物，她总会给她洗个澡，睡会儿觉，换上漂亮的干净衣服，把她在车上安顿好，用购物车推着她四下转悠——也许一切都很正常，直到有人走上前来，在推车上弯着腰说道，“啊，多可爱的宝宝，”那就糟了：接下来就是无法安抚的二十四小时。晚饭时，多恩会对瑞典佬说，“所有努力全白费了，快要把我逼疯了。如果有用的话，我宁愿倒立起来——可没有用。”梅丽第一个生日的家庭电影里面，大家都在唱“生日快乐”，梅丽却坐在她的高背椅上高声尖叫。但是只过了几个星期，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这种尖叫的狂怒开始减弱，然后次数越来越少，到她一岁半时一切都变得美妙，并保持下来，直到开始结巴。

梅丽身上出现的毛病是她爷爷那天早晨在中央大街见面时就预料到的。瑞典佬坐在办公室角落的一张椅子上，完全脱离战线，每当多恩提到耶稣，他都痛苦地透过玻璃观看车间里正在缝纫机上工作的一百二十名女工——其他时候他总盯着自己的脚。娄·利沃夫铁青着脸坐在桌前，那不是他喜欢的、在外面生产车间喧闹的活动中心的书桌，而是他很少使用的、躲在玻璃隔间里寻求安静的书桌。多恩并没有哭，没有崩溃、撒谎，真的，实际上很少——只是坚守自己的阵地，就靠她那六十二点五英寸[45]。多恩——她为这样的严加盘问做过的一次准备是在她参选新泽西小姐时的面试。她的得分已经很高了，当时她站在五位就坐的评委面前，回答有关她生平的问题——感觉不错。

下面是瑞典佬永远也忘不了的问话的开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