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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是我新交的小男朋友打来的，”她放下电话对我们说，“他是个疯狂的画家，下次介绍你们认识。现在的小男孩很会说话的，刚才他口口声声说要死在我床上。”她又笑起来，“不管真真假假，能哄得老娘高兴就好嘛。”

天天不闻不问地在看手边的《新民晚报》，这是他与之沾边的惟一市民气的东西，以此来提醒自己还住在这个城市。我在马当娜的直率面前有些拘谨起来。

“你蛮可爱的，”马当娜盯着我的脸说，“不光柔美，还有股男人喜欢的孤傲劲头，可惜我现在已经洗手不干了，否则在那个圈子里我会把你做成最红的小姐。”

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对不起，对不起哦，只是开玩笑。”

她的眼睛在灯光下飞快地转动着，显出一种神经质的兴奋。让我想起古今中外众多的风月老手，都有这种八面玲珑但又人来疯的毛病。

“不要乱说，我很嫉妒的。”天天从报纸上抬起头，满怀爱情地看了我一眼，一只手环到我的腰上。我们总是并排坐，像连体婴儿那样，即使在一些高级场合这样坐有失礼仪。

我微微一笑，看着马当娜，“你也很美呀，另类的那种，不是假另类，是真另类。”我们在棉花门口告别，她在和我拥抱的时候说，“亲爱的，我有一些故事要告诉你，如果你真想写本畅销书的话。”

她又与天天紧紧相拥，“我的小废物，”她这样称呼他，“看好你的爱情，爱情在这个世界里是最有力的，它可以让你飞让你忘记一切，没有爱情像你这样的孩子会很快完蛋，因为你对生活没有免疫力，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她对我们飞吻，钻进停在路边的一辆白色桑塔纳2000，开着车一溜烟儿似的消失了。我回味着她的话，那些话语里埋藏着哲理的碎片，比夜色更闪烁比真理更真。而她的那些飞吻还留在空气里，余香犹存。

“真是个疯女人。”天天高兴地说，“但她很棒，是不是？以前她为了防止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呆久了做傻事，经常在半夜里带我出去在高架公路上飚车。我们喝得很多，还抽大麻，就这样我们很HIGH地游荡到天亮。再以后我就碰到了你，一切都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你跟我们不太一样，是两种人，你有很强的进取心，对未来充满希望，你和你的进取心对我就意味着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相信我的话吗？我从不说假话的。”

“傻瓜，”我拧了一下他的屁股。他痛得尖叫，“你也是个疯女人。”在天天的眼里，不同于正常范畴里的人物，尤其是疯人院里的人，都是值得推崇的对象。疯子只因其聪明之处不被人理解才被社会认为是疯子，美的东西只有与死亡、绝望甚至是罪恶联系在一起才是可靠的美。比如患了白癜风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割了耳朵的梵高、终生阳痿的达利、同性恋者艾伦·金斯堡，还有美国50年代冷战时期因被疑为共产党间谍关进疯人院、割去小脑叶的影星法默小姐。一生浓妆艳抹的爱尔兰男歌手Gavin　Friday，在最穷的时候徘徊在饭店外只为了乞讨一块牛排，徘徊在路灯下只为了乞讨坐地铁的一毛钱的亨利·米勒，多么像一株自生自灭，生机勃勃的野生植物啊。

夜色温柔。

我和天天依偎着走在干净的淮海路上，那些灯光、树影和巴黎春天百货哥特式的楼顶，还有穿着秋衣步态从容的行人们，都安然浮在夜色里，一种上海特有的轻佻而不失优雅的氛围轻轻弥漫。

我一直都像吮吸玉浆琼露一样吸着这种看不见的氛围，以使自己丢掉年轻人特有的愤世嫉俗，让自己真正钻进这城市心腹之地，像蛀虫钻进一只大大的苹果那样。这想法让人心情愉快，我拉起天天，我的爱人，在人行道上共舞。“你的浪漫都是即兴的，像急性阑尾炎。”天天小声说。几个行人向我们这边张望，“这叫拖着懒步去巴黎，我最喜欢的狐步舞。”我认真地说。

我们照例慢慢步行到外滩。每逢夜深，这儿就成了一个安静的天堂。我们爬到和平饭店的顶楼，我们知道一条翻过女厕所的矮窗，再从防火楼梯爬上去的秘密通道。爬过很多次，从来没有人发觉过。

站在顶楼看黄浦江两岸的灯火楼影，特别是有亚洲第一塔之称的东方明珠塔，长长的钢柱像阴茎直刺云霄，是这城市生殖崇拜的一个明证。轮船、水波、黑黢黢的草地、刺眼的霓虹、惊人的建筑，这种植根于物质文明基础上的繁华只是城市用以自我陶醉的催情剂。与作为个体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关。一场车祸或一场疾病就可以要了我们的命，但城市繁盛而不可抗拒的影子却像星球一样永不停止地转动，生生不息。

想到这一点，让我自觉像蚂蚁一样渺小。

这种念头并不影响我们站在这积满历史尘埃的顶楼上的心情。在饭店老年爵士乐队奏出的若有若无的一丝靡靡之音里，我们眺望城市，置身于城市之外谈我们的情说我们的爱。我喜欢在习习从浦江吹来的湿润夜风里，脱得只剩胸衣和底裤，我肯定有恋内衣癖，或者自恋癖、当众裸露癖之类的毛病，我希望此情此景可以刺激天天的性欲神经。“不要这样，”天天痛苦地说，转过头去。

于是我继续脱，像脱衣舞娘那样。肌肤上有蓝色的小花在燃烧，这轻微的感觉使我看不见自己的美。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身份，仿佛只为了全力制作一个陌生的神话，在我和心爱的男孩之间的神话。

男孩目眩神迷地坐在栏杆下，半怀着悲哀，半怀着感激，看女孩在月光下跳舞，她的身体有天鹅绒的光滑，也有豹子般使人震惊的力量，每一种模仿猫科动物的蹲伏、跳跃。旋转的姿态生发出优雅但令人几欲发狂的蛊惑。

“试一试，到我身体里来，像真正的爱人那样，我的蜜糖，试一试。”

“不行，我做不到的。”他缩成一团。

“好啦，我就往楼下跳吧，”女孩笑起来，抓住栏杆作势要爬出去。他一把抱住她，吻着她。支离破碎的情欲找不到一条流淌的通道，爱情造成的幻觉，肉体不能企及的奇迹，还有被冥冥中的神驱赶着失败但狂欢着的幽灵。所有粉尘扑向我们，粘住了我和我的爱的咽喉。

凌晨3点，我蜷缩在宽大而舒适的床上，注视着旁边的天天，他已经入睡或者假装入睡了，房间里有种别样的宁静。他的自画像挂在钢琴的上方，是一张毫无暇疵的面孔，谁能拒绝爱这样一张脸？这灵魂的爱一直撕裂着我们的肉体。

我一次次地在爱人身边用纤瘦的手指自读，让自己飞，飞进性高潮的泥淖里，想象中永远有一盏罪与罚的长明灯。

三、我有一个梦

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

——伊芙·泰勒

一个女人选择写作这个职业，

多半是为了在男权社会里给自己一个阶层。

——艾瑞卡·琼

我是这样一个人，对于父母来说，我是个没良心的小恶人（在5岁时我就学会拿着一把棒棒糖傲然出走），对于师长或昔日杂志社领导、同事来说，我是个不可理喻的聪明人（专业精通，喜怒无常，只要看过开头就猜得出任何一部电影或一个故事的结尾），对于众多男人来说，我算得上春光滟涟的小美人（有一双日本卡通片里女孩特有的大眼睛和一个如可可·夏奈尔的长脖子）。而在我自己眼里，我是个很不怎么样的女孩子，尽管有朝一日可能会推也推不掉地成为名女人。

我的曾祖母在世时经常说，“人的命运好比一根风筝线，一端在地上，另一端在天上。上天入地都逃不过这命的，”或者说，“人如三节草，不知哪节好。”

她是一个头发雪白，个子小小的老年人，像白线团一样终日坐在一把摇椅上，据说很多人相信她有特异通灵能力，曾经成功预测过1987年那次上海3级小地震，也准确地在死前3天向家人通告了她的死期。她的照片至今还挂在我父母家的墙壁上，他们认为她继续在保佑全家。也正是我的曾祖母预言了我会成为舞文弄墨的才女，文曲星照在我头顶，墨水充满了我的肚子，她说我终将出人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