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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虽然关东一带叛军四起，但秦王朝的京城咸阳仍显得一片太平。即使由东方常有探马急报动乱讯息，但朝廷总以流寇处理之，未曾重视。

由于有函谷关为屏障，咸阳城所属的关中地区拥有极为优势之地利。这块土地原为周王朝立国的大本营，周平王东迁后，便将它赠送给秦国经营。

400年来，关中不但富裕，而且防备完善，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政治、军事及经济重镇。

除函谷关外，北有萧关要塞，西有散关，南有武关，地势险要。一将当关，万夫莫开，不论中原有如何变局，关中都不易受到影响。

因此仅管各诸侯国后裔已快速自立，天下大势很快又回到了统一前的情势，但二世皇帝胡亥仍稳稳地安坐其位，似乎未受到影响。

由于身为幼子，从小便缺乏掌权的心里准备，如果不是赵高半强迫式的拥立，胡亥绝不会登上皇帝宝座。

虽然并非天生愚蠢，但胡亥对掌权及治国的确毫无概念，他作皇帝只是为了享受自己的生活而已，人民的需求。政治秩序的维持，跟他好像一点关系也没有。

秦始皇晚年，由于统一政策失败，各地已严重不稳，加上军役、劳役太多，人民流离失所，小集团盗贼四起，抓不胜抓。始皇去世后，执政的宰相李斯彻底检讨施政上的缺失，乃决定暂停大型军役、劳役；与民休养生息。

他和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共同进谏胡亥，为求长治久安之道，应降低王朝享受，减税薄赋，平息民怨，重揽人心。

但对胡亥而言，任何事都好商量，但要他减少开支，降低享受，绝对无法接受，否则作皇帝还有什么意义可言。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群倚老卖老的大臣不断的叨扰，因此有意无意间总尽量逃避他们，有什么事便找要他作皇帝的赵高去抵挡一番。

这下却正中赵高下怀。从小便为宦者，加上聪明又富才学，赵高对宫廷内的行政及皇权的运用了若指掌，因此深得胡亥信任。但在实际政治作业上，由于缺乏外界的资讯及经验，他还不如元老重臣的李斯，因而让赵高有着强烈的心理压力。

既然胡亥害怕处理政事，赵高便乘机兴风助浪地怂恿道：

“皇上本来便是尊贵无比，应当远离尘世俗人，不必处理复杂琐事。”

这句话是胡亥最爱听的，既然有这样的“理论根据”，他更乐得不再上朝听事，成天留连在后宫，纵情享乐，一切政事委由赵高。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

赵高成了“假皇帝”，他权力欲甚重，事无巨细大小，事事干涉。但对于平定流寇、重建天下秩序之事，他却一点也拿不出办法。为了不让自己的弱点暴露，他竟下令不可在朝廷上讨论流寇之事。

等到周文的大军进逼到函谷关口一个名叫“戏”的要塞时，赵高才大感惊慌。

他一面埋怨李斯等对政事处置上的失当，一方面也只得向胡亥报告，希望借用皇帝的威权来解决此一危机。

突然接到这个紧急军情，胡亥也吓了一大跳，如同醉梦中刚醒过来的人，他急就章地求救于满朝文武。

对关东流寇问题了解最多的，是主管渔政和税政的少府章邯。

战乱发生不久，影响最大的便是各地方的租税和渔税，因此章邯比任何人都了解问题的严重性。半年来，哪个地方已沦陷，哪个地方仍平靖，他一清二楚。虽属文官，但他是传统的秦部落贵族后裔，有武学的基础素养，加上个性果断，度量宽宏，颇得人心，在文武官员中拥有不少朋友。平常交谈中，他们便常论及有什么方法可以应付当前的危机。因此对于这件工作，章邯的思虑最为完整而周密。

由于蒙恬事件及诸公子事件，使不少秦国原有的武装部队都被编入骊山陵的罪犯劳役中，其中更不乏作战力甚强的秦部落传统军团。为了对抗周文急奔而来的大军，唯有重编这股潜在的军事力量才足以胜任。

当天，章邯详细分析流寇态势，并向胡亥提出建议：

“盗贼大军已至，声势浩大，即使我们想召集附近的郡县守军来对抗，恐怕也远水救不了近火。在骊山陵劳役的罪犯中，不乏过去的军团，只要先赦免他们，重新编组，再加以短期集训，便足以对抗来犯的盗贼了。”

赵高虽对章邯抢尽风头的表现颇多不满，但以李斯为首的重臣强烈支持章邯，胡亥自己又无主见，赵高本身也不懂军事问题，只好顺水推舟地交给章邯去办了。

胡亥于是下令大赦天下，命令章邯赴骊山免除“骊山众”之“罪行”，重新编组军团，至于人员不足部分，则将奴隶阶级的后裔也收编为后勤部队，尽速开往战场。

章邯大开府库，将秦军传统的黑色战袍战盔全部发给骊山众，连旌旗也是黑色的，使重整后的大军更显出一股凄厉、宏伟的模样，满山遍野，乌黑一片，军容十分壮观。

【陈文德说评】

老子《道德经·第十七章》：“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把政治分为四等，最上等的领导者无为而治，人民只知道有国君，而不感觉到其势力，各顺其性，各安其生。换句现代语汇来说，即一切都制度化，每个人依循运作模式，各负责其工作，达成其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