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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第2页）

就算是存在银行里，每月的利息也有几十万之多，每年有数百万之多！

但以他们的身分和能力，他们绝不会把这样的一笔巨款存在银行里只生利息！他们不会这么傻，也绝不会这么蠢，更不会这么笨。一块钱的资金在他们手里一年很可能变成两块钱、三块钱，甚至十块钱！

金钱加上权力，金钱便可以几倍几十倍地翻番，几倍几十倍地膨胀，而且完全不必担什么风险，即使有了风险也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顶多也是个不了了之。

这大概就是官商的优越之处，因为权力不仅可以使金钱快速增值，而且还可以保证快速增值的金钱不会受到任何损失。

但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属于不属于官商的范围？

是的，应该是的。第一因为他们是官，第二因为他们有权力，第三他们的企业确实是利用了他们的影响和权力。企业中他们的亲戚、亲信，仅仅只是他们的代理人！事实上对这些企业起了决定作用的人物还是他们自己，也就是这些当官的领导干部！

这种作为是国家和中央三令五申、严格禁止的，文件的措辞相当严厉，对这种违法乱纪行为的处理也相当严峻。

问题是，对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应由谁来揭发，由谁来处理？民不告，官不究，这是一方面；饿死不讨饭，屈死不告官，这是另一方面。然而这里说的都是民和官的矛盾，只有当老百姓被逼急了的时候，才会铤而走险状告他们的地方长官。一般来说，最后事情的处理，都应是由更高一级的长官出面，从而把事情摆平。

但眼前的局面却迥然不同，工人们的揭发材料交给了市委市政府，也就是交给了他和市委书记杨诚。按程序来讲，市里的企业，市里的公司，应该由市里来解决。但工人们的揭发材料里，却揭发出了省一级领导违法乱纪的行为，而这个省一级的领导分管的正是工业和经济，而且实实在在地还是你的领导和顶头上司。尤其是这个作为顶头上司的领导，还清清楚楚地指定必须由你来处理工人们上访告状的事情！每一步都还必须给他汇报！

他们告我，你来处理，而我管着你。说穿了，也就这么一个极为简单而又极不简单的怪圈。

李高成明白，自己眼下就正处在这样一个怪圈里。

当他发现自己所处的怪圈时，他对他的老领导严阵的看法几乎一下子就全部改变了。

就像对自己的妻子难以理解一样，他对他向来非常尊重的严阵书记也一样无法理解。

就只是为了钱吗？

如果只是为了钱，那他要那么多的钱干什么？

工资不高是事实，但严阵曾不止一次地给好多人说过，虽然咱们的工资不高，但咱们的工资“含金量”却相当高。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领导干部的一块钱，尤其是位尊权重的领导干部的一块钱，比起老百姓的一块钱来，要耐用得多、顶用得多。尤其是像严阵这样省一级的领导干部，看病不掏钱，住房不掏钱，用车不掏钱，保姆国家雇请，家里的一切设施都有专人负责修理，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补贴和照顾，可以说他的“含金量”相当高的工资基本上花不了多少，即使是在退休后，他依然还会保持现在的这种待遇和生活水准，而且会一直保持到他百年之后。

如果确实是为了钱，他捞那么多钱究竟要干什么？

如果这一切还是解释不了他目前的所作所为，那么他捞这么多钱的意图或者目的大概就只剩了一个：为了留一条后路。

什么样的后路呢？想想大概也只有这么一条：假如有朝一日出了大的变故，甚至于就像前苏联和东欧那样，当政的领导干部的权力、地位、名誉、身分一下子全都没了！一切的一切就都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但如果在那时你身后还藏着一大把钱，还有着一个雄健的实体，还有着一批不断地给你带来滚滚财源的工厂和企业，那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需要权的时候我有权，需要钱的时候我有钱！这才叫真正的不倒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才是正儿八经的高瞻远瞩！

这可能便是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一条后路，也可能是他们大把大把捞钱的最实际最不可告人的想法。

严阵是不是就是这样想的？

如果他真是这么想的，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在不择手段地大把大把地捞钱的话，那么对他的这个人，对他的这个党员身分，对他的这个领导干部的位置，就得重新予以审视！

当一个政党中的一员，当一个政权中的领导干部在他的所作所为中已经表现出了对这个政党和政权的极度不信任甚至完全绝望时，那么他怎么还可以继续成为这个政党中的一员，继续成为这个政权中的领导者呢？

毋庸质疑，以他的这种行为，已足以证明他随时都会成为这个政党的叛逃者和颠覆者！

不！他现在的行为其实早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叛党行为！同样也完全表明了他其实是正在瓦解和颠覆着这个政党！

对一个政党来说，这种行为真正是罪不容诛、十恶不赦！

粉饰太平的是他们，暴珍天物的是他们，欺天班地的是他们，祸国殃民的也是他们！

一个政党里如果滋生出这样的一批人来，这个政党可就实在是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