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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不是因为别的，正是因为，托翁他有意一开始就将某一类爱情的发生当成一类“事件”来展现……

我不太了解女人对男人有多少种爱的方式。对于爱情在男人这儿的方式，我也仅能说出如下，并且是小说告知我的几种：

一、情欲占有式——比如《卡门》，比如《白痴》。书中的男人因长期占有不成，杀死了女人。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中，我认为都是男人可耻的行径。当然，两部作品的意图并不在于道德谴责。前者的创作显然更是由于塑造典型人物卡门而激发的；后者在于揭示出男人病态的强占欲……

二、情愫怜惜式——比如《红楼梦》。黛玉不是大观园里唯一美的少女；也非是最美的。宝玉对她的爱，有“人生观”比较一致的原因，但另一个原因也许还因为，黛玉是大观园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最容易陷入孤单无依之境的一个“妹妹”。除了是姥姥的贾母，谁还会真的替她的人生着想呢？所以宝玉一定要对她负起怜花惜玉的责任。生活之中许多男人对女人的爱，往往萌生于此点，或大量掺杂有那样的成分。文学作品中自然便不乏例子。宝玉和黛玉之间，甚至有点儿柏拉图的意味。他梦见秦可卿；与袭人初试云雨情；但与黛玉，虽心心相印，却又并不耳鬓厮磨，眉目传情。既或传，传的也常是各自心思。他们仅在一起偷看过一次《西厢记》罢了。宝玉对黛玉，是较典型的怜惜式的爱。是怜惜，不是怜悯。怜悯往往是同情的别一种说法。而怜惜，我以为，几乎是一个有性别的词，几乎专用以分析男人对女人的爱情才比较恰当。对象或人或物，都属娇弱、精致、易受损伤的一类。故“惜”之。“惜”是珍视之意。“惜”而甚，遂生出“怜”。“怜惜”一词，细咀嚼之，有怕，有唯恐的意味。怕自己“惜”得不周，怕所“惜”之人或物，结果真的被损伤了。因为太过精致，便又是经不大起损伤的，属于须“小心轻放”一类。黛玉各方面都是个太过精致的人儿。故宝玉爱她，每爱得小心翼翼。在宝玉，是心甘情愿；在黛玉，是她最为满足的一种被爱的感觉。太过精致的人儿，所祈之爱，每是那样的……

三、负罪式。比如《复活》。

四、纨绔式。比如《悲惨世界》中芳汀的命运，便是由纨绔的大学生造成。他们“只不过是想开心开心”。

五、背信弃义式。如《杜十娘》中的李甲。

六、心胸狭隘的例子，如《奥赛罗》；自尊刚愎的例子，如高尔其的《马卡尔·楚德拉》——女人要向她求婚的男人当众吻她的脚。她并不是不爱他，但她高傲得那样，一种特质的草原游走部落女人的高傲性格；结果他当场杀死了她，随后才跪下吻她的脚；义无反顾，宁要爱情不要王位的例子，那就算温莎公爵做得最干脆了……

女性对男人的爱，以文学作品而言，从前打动我的是《茶花女》和《简·爱》。《乱世佳人》也是不能不提的，那是双方都很执著的一种爱。又执著，又企图驾驭对方。双方终于还是谁也没有驾驭得了谁，于是只有爱吧！某种爱有克服一切外在的和内心障碍的能量。

我理解诸位提出你们的问题，其实是在想——如果有些规律，循而写之，不是讨巧么？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有谁是预先谙熟了爱情的一切规律再开始恋爱的么？

循着所谓创作的规律去写作，那也只能写出似曾相识的作品。

当然我也很不赞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主张。

无论现实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爱情发生和进行的过程本质上都是差不多的，甚至可以说是千篇一律，连在神话中都是这样。

靠什么区别？——靠情节。

靠什么使那情节可信而又有吸引阅读的魅力？——靠细节。

诸位若有心表现校园里的爱情“事件”，常觉力有不逮的是什么，我猜首先是情节和细节两方面。情节司空见惯也没什么，爱情本身就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为一写而储备的细节也司空见惯，那就还不到该落笔的时候。如果根本没有什么细节储备，那就先别急着铺开稿纸。当然，现在诸位都不像我这样用笔写了——那就先别急着开启电脑。开启了，十指频敲，也是敲不出多少意思的。

有一种现象是——企图靠修辞替代细节，而那是替代不了的。一个好的细节，往往胜过几大段文字。反过来并不是那样。以为单靠情节就不必在细节上费心思，那也是徒劳的。谈开去，中国影视，在哪些方面往往功亏一篑？——细节呀！人们对《英雄》颇多微词，以我的眼看，几乎没有剧情细节，而只有制作的细腻。

情节是天使；细节是魔鬼。

天使往往不太超出我们的想象，一旦出现，我们接着能预料到怎样；魔鬼却是千般百种的，总是比天使给我们的印象深得多……

我曾鼓励我的选修班的同学写校园爱情。校园里既然广泛发生着爱情，为什么不鼓励写呢？几名女生也写了，写得很认真。但我又不知如何看待，连意见也提不大出。因为我此前没思想准备，不知校园里爱情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不了解当代学子的恋爱观；甚至也不了解诸位都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幽会……

所以在指导校园爱情文本写作方面，我很惭愧，自觉对不起我的学生。但以后我会以旁观的眼注视大学校园里的爱情现象。旁观者清，那时我或会有点儿建议和指导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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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写作与现实生活之关系

若细想来，这个问题仅从字面上咀嚼，反而会咀嚼出那么点儿不近情理来。因为一个显然的道理是明摆着的——没有一个活着的人竟不在现实生活之中；正如没有一条活鱼不在水中。

问题的真正意思是这样的——写作之人应与现实发生怎样的关系？紧密一些好还是疏远一些好？或曰“出世”一些好还是“入世”一些好？——问题或可以用另外一些话语提出，但问题的实质无非便是以上的意思。

我看首先我们得承认——写作之人是分为两类的。一类是亲近写作，但仅作为“业余爱好”。即使爱好一生，却又尽量地并不使写作这一件事变成了与自己人生“焊”在一起的那么一种关系；另一类人则不同，写作几乎已注定了成为自己的职业，即使也曾打算“跳槽”都不知该跳往何处了。而且，写作这一件事明明的已与自己的人生“焊”在一起了，只有用硬性的外力才能分开。比如我这样的人。我从文学的“界”跳槽到教育的“界”，还是一心情愿地教“文学欣赏与创作”；而且，还是不能放下笔不写。只不过因为身体的原因，明智地也是克制地少写一点而已，好比自己将自己送入文学的“戒毒所”。

对于第一种人，我认为，以上问题，不成其为什么问题。他和她想怎样都不影响自己的写作。因为社会和别人，是无权对他们和她们的写作有什么要求的。那完全是他们和她们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