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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2页）

他后来又成为蒋先生的顾问，抗战军兴，他和宋美龄组建了外宣班子，撰写宣传信件。他因揭露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被日本列入黑名单。

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从海外返回中国，不幸在菲律宾被日本人拘捕，机缘凑巧，竟未被发现真实身份，战后在珍珠港美国海军医院的病榻上，他口授往事及自己生平经历。友人录音、记录、整理，用以撰写端纳的传记。在谈话中，端纳发表了对中国时局的看法：马歇尔调停内战不会成功，国共双方势同水火，决不会和平共处……后来的政局发展果然印证了端纳的预见。

他对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野心，很早就有认识，并谴责其侵略本质。他观察世界政治问题，具有独到的先见之明，日本人衔恨不已。他说，当你和日本人打交道时，不论是商人还是外交官，你们做成的交易不会比同娼妓达成的交易好多少。娼妓可以答应给你欢乐，但她的吻会把你给毁了。

他在西安事变中充当调停人。他的回忆强调几点，诸如：兵变是杨虎城发动的，张是替杨承担责任；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极力企图炸死蒋介石，趁机夺取军政大权；端纳一再告诫张学良，此时若杀掉蒋介石，中国必然大乱，这只对日本有好处；张学良主动要求随蒋去南京，目的在于证明自己是出于爱国，指控他搞兵变和谋杀完全是无辜的。应该说眼光看深一层，颇为精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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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一（1）

自从“九一八”日本军阀占了我东北三省，更随时在北平、天津、上海制造事端，以为威逼侵略的借口。凡是中华男儿，稍有人心者，无不悲愤填膺，有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誓与敌偕亡的情绪，恰如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

幕僚眼光与战争态势

中国抗战军兴以来的头两年，美国对日政策只是忍让和妥协。当时美国对日出口总额中，军用品占58％，石油和钢铁又是两个大端。美国高层包括相当数量国会议员，以为日本正是他们的最好盟友，战略参谋们清歌于漏舟之中，尚不以为意。

只有亚洲舰队总司令哈里？亚内尔海军上将提醒罗斯福总统，说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同时也是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倘若美国不采取行动制止日本，则白种人在亚洲将毫无前途可言。

另有驻华大使詹森则以为，日本人的动机是要消灭西方在中国的一切影响，所以，美国必须准备立即战斗……

此二人，颇具战略眼光。出于对世界秩序的战略考量，打破幻想，所贡献的是一种积极的头脑智慧。

1941年3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租借法案》，授权总统对其“认为其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国家出售、转让、交换、租借或以其他方式处理任何国防物资”。其后不久，中国向美方提出详细援助清单：一、由美国提供训练与技术支持，为中国建立一支由一千架飞机组成的现代空军；二、训练并装备陆军三十个师；三、帮助中国建立有效的国际交通线，包括滇缅铁路、公路，中印公路，提供汽车及修配厂，修筑工程所需的运输飞机……罗斯福对此计划反应积极而热烈，内阁亦然。但陆军部长史汀生、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却予以反对，加以阻挠，结果使计划成为泡影。

高级幕僚心思、判断，稍有不慎，即会从负面影响历史。设若马歇尔等高级幕僚能有总统的眼光，将此计划付诸实施，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在菲律宾的惨败说不定就在战略上得以消除，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凶锋，所受阻碍和打击就多得多……美国并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而仅仅由于高参的眼界、胸襟的限制，致使整个战事横生枝节，令人浩叹。

日本的建军备战远超过中国，自从明治维新之后，就走上了一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侵略野心不断膨胀，当时田中角荣的《田中奏折》说：“要面对世界必须先要取得中国，要取得中国之前先要取得满洲。”日本要侵略中国，但其最大的弱点是没有工业的支持，日本没有矿产、钢铁、汽油及橡胶，而橡胶尤其重要，橡胶一旦缺乏，部队就无法机动。而它早期的作战能力就是美国供应给他的。美国如此做，为的是要削弱中日两国之国力，正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当时日军大本营幕僚群对中国之估计，亦同样错误：起初侵袭东北，以为打击张学良，仍可与南京言和。迨西安事变后，始知蒋介石已决心抗日，又以为打击蒋介石，西南地方势力，必乘机自谋，瓦解中央。殊不知卢沟桥战衅一开，全国连锁反应，一致赴援；边区民族，和谐呼应，远至世界华侨均闻风请缨，此不能不谓中华文化一元，爱国潜势之伟大。

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可以说美国高级参谋人员神经非常迟钝，但是当战争开打之后就可以见出日本军部策划者那种根本意义上的愚昧，因为当时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希望美国早日开启战端，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得知珍珠港遭到日本袭击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好了，好了，我们总算是要赢了。”（《太平洋战争》上册176页，东方出版社）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一（2）

在国民政府蒋介石看来，凭借英美的力量，协同对日作战以及把美国拉进来，推向最前台，与日本进行决斗是一种最高的策略。中国当时作为一个受害者，有这样的心理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日本对美国咄咄逼人，加快了中国这种心理的实现。

抗战参谋制度的确立

国民革命军自黄埔建军以来，最早期，1925年及次年，尚无专门幕僚机构。

1928年到1930年，即编遣会议和中原大战期间，设立参谋本部，是和军政部、训练总监部平级的军事机关，此建制延续到抗战前。抗战军兴，部队经过分化整编，部队番号剧增，抗日战争第一期的军队而言，则在国防最高会议之下，尚有大本营及所属各部。又，军事委员会下辖军政部、军令部、军训部、军事参议院、军法执行总监部、政治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铨叙厅、后方勤务部。另外还有九个大型战区，以及西安行营所属部队、驻闽绥靖公署所属部队、后方留守和绥靖部队，此时的参谋机构分属多个部门。军事委员会下有参谋处随辇办公。

抗战中后期，兵种陡增，特种兵兵种以及海空军所属专门部队就有十六七种。参谋机构仍然分属各部门。抗战结束的次年军事机构大调整，成立国防部，在本部外，并行参谋总部及所属各厅局，专事作战方面之幕僚作业，军事制度臻于相当完备的境地。

参照一下相去未远的前清时代，地方州县政官员的权力往往在实际操作上被幕友取代，“外掌守令司道督抚之事，以代十七省出治者，幕友也”（《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五）。而在中央六部，书吏则操持制造、核批公文的权力。

幕僚权力大、工作量大，是日常公务的事实处理者，乃是清代政坛的一个特征，将各级幕僚合算起来，那是一个庞大得惊人的数目。

但在军队转型的过程中，军事作战幕僚的养成，即一种成型的参谋制度，则是在抗战军兴以后才逐步建立的。当时有一些不尴不尬的人物，新旧两头都不靠，因缘际会做了参谋，闹出不少笑话。地方部队主官甚至有“认识字的做参谋，不识字的做副官”的荒唐安排，有的旧幕僚竟把军用地图下边印有黑白相间的“比例尺”，当成是“铁路”。至于只知在地图上量距离，而不知图上距离有山岳、河流的分别，遂将行军里程或阵地区分乱画一通的笑话，在抗战中的地方部队，也曾多次发生过。

军队自军阀社会转型而来，一些行伍将领尚未转过弯来，自以为“枪杆子第一”的老粗带兵官，竟然将参谋官视为赘疣，直到抗战中期，部队强迫实行参谋制度，规定军以上的参谋长，需要具备陆军大学的资格；并将参谋处作战、情报、后勤（后来又加人事）三科（课）的参谋，或调训，或委派分发参谋班的学生担任，这样才使各部队的参谋制度逐渐建立起来。如此一来，参谋的地位也在微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