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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部分（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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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在《中国的言论自由度－－司马南与英国路透社记者对话实录》中透露：在汕头举行了“改革开放30年人文社科”为主题的“第四届文化论坛”。

争论的核心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用什么样的态度，对30年进行评价？进而对60年、对2000年，如何进行评价？到底怎么看待中国30年的变化？变化的内在根据，到中国历史和文化当中去寻找？还是到时髦的西方世界模块中去寻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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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说：中国的知识精英层都是猪！

开这么个会，诠释已经走过了的30年，有这个必要吗？

中国，当前的问题：是怎么将改革开放进行下去。也就是说：怎么朝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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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顾晓军认为：走过的路，让后人去评说。当前首要的问题是：缩小贫富差距，让更多的老百姓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二、中国的结症是贫富差距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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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从电视、报刊、网络上看到：很多恶性事件皆源于不公与贫困。

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为什么还有那么些人贫困？

贫困的人，以及他们之所以贫穷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至少可以这样认为：这些仍然贫困的人，他们没有享受到、或只是较少地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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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复出之初曾写下《500万文青今如在》，文中对“哈日”、“韩流”现象大加挞伐。现在看来，多少是有些偏颇的。

为什么呢？我在《顾晓军：回答红网秀客热点话题》中说了：组成社会的人，大部分是落后的。

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他们不会太关心政治，但会向往比较优越的生活。

如今，我们中国，未必就比韩国穷多少。中国的富豪们，也许可以小看韩国的富豪们。但，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却不能不羡慕韩国的老百姓。

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社会基尼指数是46％，韩国是％，日本只有％。也就是说：中国的富豪们，比韩国和日本的富豪们，更多地占有了本国的财富资源；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就要比韩国和日本的老百姓穷。

我在《顾晓军不过是个贫民思想家》中说过：在以资本为本的社会中，人的最大特点就是－－趋富性。

如此，就不能简单地挞伐“哈日”、“韩流”了，不能不让年轻人羡慕人家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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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顾晓军认为：贫富差距，是当前中国的结症。如果解决不好，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会毁于一旦！

三、解决贫富差距的几个不能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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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缩小贫富差距，当然要靠国家。同时，也要争取向国家反映问题的话语权。

在话语权的问题上，我顾晓军认为：至少，有几个不能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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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家

如：厉以宁，在发明“待富者”的同时，还说了“中国所有人都是改革受益者”。这是个常识问题：任何事情，有既得利益者，就会有既失利益者。限于篇幅，我就不在此举例了。

再如：茅于轼，口口声声：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他办了些什么事呢？“大学学费要提高”、“我也主张电价上涨”、“我认为个税起征点应该提高到8000元”。我只问他一句：有几个普通中国老百姓的月收入达到了8000元？

所以，要缩小贫富差距，千万别指望这些人。

2、代表

开会的代表，也别太指望。这里不展开说，为大家都好。

3、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