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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就在吴建民满月后不久的5　月2　日，国民党军方再次截获了多份从重庆发出的密码电报。显然，这预示尔后将有日军的空袭，军方随即部署了防空警备。

5　月3　日是个不多的日朗云疏的天气，45　架日军飞机闯入重庆上空。

虽然在日机飞临前已拉响了警报，升起了预警红球，但由于日军掌握了重庆气候和国民党军高炮部署射程等情报，如入无防之境，在市区繁华街道肆意投弹，“19　条商业街道在半个小时内变成一片废墟……毁坏房屋1068　栋”。

5　月4　日，日军飞机再次空袭重庆市区。抗战史上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就是指1939　年5　月3　日、4　日这两日的轰炸。两日的轰炸造成6300　余民众死伤，是此前三次轰炸死伤人数总和的20　倍。

也许是因为前三次轰炸并没给重庆留下骇人听闻的记忆，也许是因为此前被炸的区域远离吴建民的家，所以当空袭警报响起，吴建民母亲虽一再催促到防空洞中躲避，可祖母却执拗地守在家里不走，她说：“我不去，我不怕死！要去你们去！”

当时家中只有祖母、母亲、三岁的哥哥和襁褓中的吴建民，母亲自然不会撇下婆婆。直到敌机的尖啸凄厉而过，炸弹接二连三在周遭爆炸，吴家住的小楼在震荡和气浪中摇摇欲坠，祖母才恐慌起来，赶紧跟着儿媳妇往外逃。

吴家住在小楼的二层。当母亲怀抱吴建民，带着家人下楼梯时，屋顶的椽子、瓦片已开始掉落，爆炸和房屋倒塌扬起的烟尘，弥漫得屋内什么都看不清了。

突然，一块瓦片砸在了母亲姚世凤的手臂上，皮开处血一下就涌了出来。而此刻吴建民那脆弱的小脑瓜，就枕在母亲的臂弯里，只要再偏一点点，就砸在他的头上了。

一块能把成人的臂膀砸得皮破血流的瓦片，如若落在一个刚满月的婴儿头颅上，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或许这位在20　世纪90年代绽放异彩的外交之星的人生旅途，那一刻就画上句号了。万恶的日本侵略者，险些把未来中华的外交英才扼杀于襁褓。

母亲不顾手臂伤口的疼痛，在烟尘和气浪中拼命奔逃，身后的房屋在爆炸声中成片成片地倒塌。当他们逃到一个自认为比较安全的角落停歇下来，母亲才发现婴儿的小脸，已经全被碎屑和灰尘遮盖，婴儿带着分明的痛苦在襁褓中蠕动。“孩子的眼睛要瞎了！”母亲心焦地叫了一声。

重庆是山城，用水本来就不方便，此刻到哪去弄水来冲洗蒙着婴儿双眼的尘土呢。“我妈妈急中生智，紧急中想到了用奶水冲我的眼睛。

那时我妈妈年轻，才23　岁，身体好，奶水也足。蒙在我眼睛上的尘土被奶水冲开了，妈妈高兴极了，说孩子的眼睛不会瞎了。”

那天，父亲吴保生开邮车去了离市区很远的地方，回到城里才听说重庆挨了炸。他急如星火地赶到西四街一带，可看到的却是那熟悉的街道已被夷为一片废墟，他的心咯噔一下：“完了，我的家人完了！”

听说还有许多住户死里逃生，吴保生又燃起了希望，遂四处去打听和寻觅自己的亲人。费了好一番周折，才又和家人团聚，吴保生百感交集，一下子抱起襁褓中的吴建民：“儿子，乖乖！差一点就见不到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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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记忆（1）

天真的孩子们也有了民族仇恨的意识他常常是枕着说书声沉入梦乡刚上轮渡不久，就发现江水“咕咕”地涌进舱里吴建民当时的心境，就如同罪犯遇到了大赦躲过了“大屠杀”、“大轰炸”等一次次劫难，吴家在民族灾难深重之秋，真应该算是幸运的了。虽说在赫伯特·C。雅德利的努力下，最终挖出了发送密码电报的间谍——隐藏在国民党防空部队中的汪伪特务“独臂大盗”，从那以后重庆基本上没了空袭威胁，但吴建民一家对此内情一点也不知晓，只是出于安全起见，还是从城里搬到了郊区青木关。

青木关距离重庆市中心有十几二十公里远，如今可能被划入城区了，可在彼时还属于远郊。新家的后面就有一所小学，哥哥吴建国到了读书的年纪，就在那所学校上学。转眼吴建民也四五岁了，由于比较顽皮，家里觉得与其放任玩耍，还不如让他早点进学堂，受点管束学点知识。

毕竟才四五岁，即便是进了学堂，还是忍不住要玩耍。那个时代城郊孩子的娱乐，就是逮蛐蛐、粘知了、钓鱼、放风筝……因为重庆夏季闷热，吴建民常常和同学及周围的孩子们到附近的河沟里洗澡。

吴建民印象特别深的是，小孩子洗澡后手上会出现水泡过的印迹。

印迹有不同的纹路，孩子们将纹路分为被打死的日本兵和牺牲的中国士兵两种。每洗完澡，孩子们就迫不及待地数手上的印迹，总希望数出更多的被打死日本兵的那种纹路。

是啊，是日本鬼子的烧杀，使他们背井离乡；是日本飞机的轰炸，毁了他和周围邻居的家……在成年人爱憎情怀的濡染下，天真的孩子们也有了民族仇恨的意识，并以数纹路“消灭”日本鬼子这种方式予以表达。

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付出了3000　万人死亡的代价，取得了近代以来第一次以胜利告终的反侵略战争捷报，故谓之日本惨败，中国惨胜。稚童吴建民对胜利的记忆，是一家人从远郊又搬回重庆市内。

新家的旁边有个茶馆，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家里还能听见茶馆里抑扬顿挫的说书声。吴建民在四川出生和成长，讲得一口四川话，因此能听懂说书的内容。他觉得这些围绕帝王将相的演义、绿林豪侠的传奇很有意思，常常是枕着说书声沉入梦乡。

1947　年初，吴保生一家踏上了返回故乡的路。长途江船的码头在嘉陵江的彼岸，一家人先登上过江的轮渡。刚上轮渡不久，就有人发现江水“咕咕”地涌进舱里，吴家人赶紧拎起行李，随着人流换到另一条船上。好在是尚未启碇，要是开到江中央才发现船漏，一幕悲剧就难免了。

“千里江陵一日还”大概是所有顺江而下归家人的预期，但诗终归是诗，更何况是出自浪漫者笔下。吴家从重庆到南京，则是辗辗转转，延宕了许多时日。他们乘的船到了宜昌就不走了，一家人登岸找旅店住下，再等着继续下行的船。

吴建民对第一次旅途颠沛艰辛的体味，是母亲做的炖肉好像比以往在重庆时吃着要香许多。因为旅店的伙食质次价也不廉，擅长持家的母亲姚世凤，就到街上买了烧木炭的炉子和砂锅，买了肉来自己炖。

回到南京的初期，是吴家经济状况最好的一段时光。父亲有了自家的汽车，运营起相当于如今的“小公共”。后来父亲又开了个汽车维修铺子，照应不过来时，还雇了个司机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