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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第2页）

一路上，二人所经之处，到处是日本军队，到处是残垣断壁，到处是烧杀抢掠，到处也充满着反日抗日的怒火。老金扮作满铁上海事务所的职员，一路上叽哩咕噜地，果然蒙过许多日本宪兵、特务。有时，日本军队还专门派几名士兵护送他们。8月上旬，日军由九江西犯，在瑞昌登陆，杨奠坤三人只好绕道北渡长江，溯江而上，乘船进入汉口。当找到汉口苏联大使馆临时住处时，却听那里的中国房东说，大使馆早已迁往重庆，杨奠坤不觉感到懊丧。

这时，那位房主拿出一封信说：“大使馆有位将军临行前把这封信交给我，说如果有人来找他可以将这封信给来人。”

杨奠坤如获至宝，急忙接过那封信拆开，信是用俄文写的，大意是：使馆已撤离，如有人找大使馆联络事宜，可到汉口玉带门车站附近的伊莲娜咖啡馆联系。

杨奠坤和老金急忙赶往“伊莲娜咖啡馆”，咖啡馆的主人伊莲娜是一位漂亮的俄国妇女。她听二人说明来意后，不动声色地将他们让到里面的小客厅。

两杯浓香的德国咖啡摆在二人面前，伊莲娜坐在他们的对面，打量许久，忽然开口问道：“苏沃洛夫统帅是在1790年12月11日攻占的土耳其伊兹梅尔要塞吗？”

杨奠坤知道她在对暗号，立刻用流利的俄语回答道：“不，苏沃洛夫统帅是在1790年12月22日攻占土耳其伊兹梅尔要塞的。”接着杨奠坤反问道：“我想请教，鲁缅采夫是苏沃洛夫的学生吗？”

“恰恰相反，鲁缅采夫是苏沃洛夫的老师。”伊莲娜说完站起身来，“我是10号情报员，欢迎你们来到汉口情报站。”

杨奠坤友好地握了握伊莲娜的手。

伊莲娜从沙发座垫下面取出个大方牛皮纸口袋，郑重地说：“这是沙赫夫将军搜集日军的重要情报，它包含着将军同志的心血，希望你们能安全地将它交给上级。”

“放心吧，伊莲娜同志，我们会用生命来捍卫它的。”杨奠坤和老金接过牛皮纸口袋，郑重地说。

杨奠坤和老金重新踏上返回上海的征程。

一路上杨奠坤始终为那包文件发愁。这兵荒马乱的，万一让日本宪兵查出这批文件，可怎么办？最后还是老金想了个办法。他将战场上一具日军通讯兵遗体上的图囊打开，取出一个日军军用封套，上面印有日军军旗和“绝密”等字样，把那些文件统统装进了军用封套中。路上遇到日本宪兵队的盘查，一看到印有“绝密”字样的大口袋时，就急忙免检放行。就这样，二人顺利地返回上海，将文件交给了伊万诺夫。

1938年12月末的一天晚上，杨奠坤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自己的住处。他一进屋就倒在床上，闭上双眼，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他刚从伊万诺夫那里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苏军总参情报部部长、卓越的反间谍专家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被秘密处决了。

杨奠坤怎么也搞不明白，一个忠诚的苏维埃战士，红色政权的保卫者，怎么一下子会成为“人民的敌人”？他痛感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师长、可信赖的上级，同时，也为苏维埃政权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革命者而感到惋惜。

这时，杨奠坤才明白，为什么“戈比旦计划”迟迟没有实施。随着别尔津的被捕，一个规模庞大的侦察计划也化为了泡影。

1939年夏的一天，伊万诺夫约杨奠坤来到外白渡桥，他们一起眺望黄浦江的一幢漂亮的尖顶四层大楼。那是苏联驻上海总领馆。

“瓦尔德尔，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伊万诺夫非常伤感地说。

“你是要回国吗？”杨奠坤轻松地说，“我恭喜你，你已很久没回到祖国了。”

“可我爱这个国家，爱这里的人民，”伊万诺夫动情地说，“这里有我的事业，我的战友。”

“你随时都可以回来么。”杨奠坤安慰道。

“可能我不会再回来了。”伊万诺夫沉重地说。

“为什么？是因为别尔津同志的事吗？”杨奠坤惊讶地问。

伊万诺夫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才说：“还有另一个原因。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关闭了，后天我将和总领事鲍·米·西曼斯基回国。”

杨奠坤感到了一种不祥之兆，定了定神他又问：“那么谁来领导我们呢？”

“你的新领导人会来找你的。”伊万诺夫掏出一张旧美元递给他，“记住，他叫乔琪。”

8月的一天，苏军总参情报部派来了新领导人乔琪，他是以美国一家公司经理的身份来到上海的。在公共租界的巴拉斯咖啡馆，他和杨奠坤见了面。

乔琪面色阴沉，从无笑容，说话生硬，跟伊万诺夫简直是鲜明的对比。

乔琪严肃地对杨奠坤说：“世界形势发生了新变化，中日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停止一切暴力行动，致力于搞静态情报。你与以前的上级和同志们联系的联络点和通信都不要用了，完全按规定在外面接头。如果连续三天接不上头，就再隔十天仍在原规定的时间地点接头；仍接不上，就说明是对方出了问题，要立即切掉联系；如果失掉联系，到备用地点，在墙上或电线杆上写1＋15＋8，即1月15日8时，即可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