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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从此，这位一举成名的摄影者——安哥的名字写进入中国现代摄影史。

也正是这本图文书，使我认识了这位中国南方摄影圈里的“大哥大”。

记得是2005年上半年，我们准备请广州的一些知名作家动笔，出一套关于改革开放时代纪实性系列丛书。对于这套丛书的策划，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不应景不解读，大历史大文化，更自由更真实。

一次偶然的机会，《羊城晚报》的资深编辑陈朝旋向我推荐了该报的摄影部主任颜长江。颜长江在涉足摄影圈前已出版过两本书。他的摄影作品具有很强的艺术穿透力，他的文字轻松而凝重，单纯而深刻，这些我早有所知。由他来写这样的书，当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可惜由于其他原因，长江先生没有加盟这套丛书的写作，但他却向我们郑重而热情地推荐了安哥。他对我说：“安哥虽然不是作家，但他出过一本图文书叫《生活在###时代》。　你们可以先看看！”

读着《生活在###时代》里一幅幅照片，我不禁怦然心动。其实，这里面的许多照片我不止读过一次，每次读它总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油然而生，有时激动得难以掩卷。更使我惊讶的是，这里没有伟人的决策，惊人的内幕，激烈的交锋，宏伟的场景，但却真真切切地见证了那个时代翻天覆地的深刻巨变。

安哥是一位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拍出这么多极为普通而又极具时代意义的照片？他是怎么想到要拍这些照片的？这些照片究竟是怎么拍出来的？是时代赋予的机遇还是人生经历的必然？一位普通的摄影者为什么会和一个时代联系在一起？

于是，我们请安哥给我们讲故事，他讲的故事虽然零碎而不完整，粗糙而不精致，有点鸡毛蒜皮和啰嗦唠叨，也并不那么艺术化和文学化，但正是这种原生态的故事，以其淳朴自然，以其真实生动，以其并非想象的传奇、情景、细节，深深地吸引了我们打动了我们。

安哥以他那略显疲惫而仍闪烁着纯真的神态，以他那执拗的人本立场和尚未完全褪尽的“贵族”气质，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诉说了属于他自己的悲喜交集的故事，也属于这个时代的因果相袭的故事。

人生是时代的折射，一个时代的来临并非偶然。摄影是时间的瞬间，一个瞬间的成功也并非偶然。

是安哥拍出了###时代还是###时代造就了安哥？我想这个答案应该在安哥的半个多世纪的人生经历中去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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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哥哥不是吹牛皮（1）

“哥哥不是吹牛皮”这话本来是四川小知青摆龙门阵时的口头禅，他们的原话是“哥哥牛皮不是吹哩”，像是唱歌一样，“索索哆哆发索拉西——”。想必是在四川的茶馆书场里，说书人话音刚落，半拍之后，惊堂木就会响起，给整个乐句加上一个高音“哆”，和一个完美的休止符。近年来，这句话在不知不觉间也成了我的口头禅。

不知不觉我今年已经62岁了，我们这一拨是最后一批“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了。人们都说人越老，对往事记得越清楚。我讲的这些“过去的事情”真的不是吹牛皮。不过，在我们云南西双版纳，“吹牛”的意思也不光是说大话，它还含有北京话“侃大山”的意思。我是搞纪实摄影的，平时就讲究一个“真”字。回想当年虽如梦似幻，却都是真实的经历。这么多跌宕起伏的时代际遇，这么多像坐过山车一样揪心的人间悲喜剧，咋就都让咱碰上了呢。

小时候，大人都叫我安哥，让我觉得特占便宜。如今，20多岁的新闻、摄影界同行朋友也都叫我安哥，让年逾花甲的我仍觉得年轻，心里也很受用。不过，用广东话说，我这就叫做：“大不透。”常有同行小朋友问我：“安哥这名字真好听，你怎么会叫这个名字呢？”我的小名就叫安哥，我的曾用名叫彭安哥。我两个弟弟叫安弟和安末。现在，安哥成了我的笔名了，我身份证的名字叫彭振戈。

1957年我曾代表“祖国的花朵”给来华访问的越南的胡志明主席献过花。本来，我还有可能被选上在国庆节上天安门给毛主席献花的。可是，第二年，我的爸爸和妈妈被打成“右倾”和“右派”，被送去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劳动改造。于是，我11岁就成了一家之长，饱尝社会的炎凉。

上中学的时候，我一直到18岁上高二了还入不了共青团，理由十分充分：就是因为没有和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三反分子”的“摘帽右派”的母亲划清界限。于是在全国学雷锋和学清洁工时传祥的运动中，我利用节假日和寒暑假到东城区的清洁队参加了五十多次掏粪劳动，每次一干就是八个小时。哥哥不是吹牛皮，北京东城区几乎所有的胡同，我都曾背着粪桶去掏过大粪。

1966年8月和10月，“###”初起的时候，我分别和两拨同学以“大串联”的名义游历了全国十来个省的城市和山河。在去内蒙古、甘肃、新疆、陕西和四川的旅程中，我还随身带上了一支短竹笛和一架日产PETRI　相机。这两个物件仿佛在冥冥中为我规划出人生的轨迹。

1968年2月，我21岁时从北京跟着同学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东风农场当知青。在那里，我和来自北京、昆明、上海和四川的知青与云南的退伍兵、湖南的支边农民以及现役的“军管”干部们相濡以沫地生活工作了七年。1975年，我28岁时“回城”来到了广州。记得当年离开西双版纳时我一分钟也不敢多待，甚至连行李都不要了，赶快找了朋友开的卡车，坐在车斗里装着的木材上，一路风尘地赶到了昆明。在昆明，我用农场给的路费和行李托运费买了一张飞机票飞到了广州。当年只惟恐形势有变害怕走不成。奇怪的是，后来的几十年里，我不由自主地逢人就讲西双版纳，连做梦都想到西双版纳。可以说，我有着浓厚的西双版纳情结，毕竟，我的“花样年华”是留在了西双版纳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引子：哥哥不是吹牛皮（2）

我回城到广州后，先是当了四年工人，1979年我32岁入行当新闻摄影记者，终于干上了我自己喜欢的工作。开始时我被安排到偏远的梅县地区锻炼，当时的工作是采访之后要自己冲胶卷、再寄底片回广州发稿。一去就好几个月不能回家，住在当地的招待所里。招待所一间房里可以住四到六个人，房间里也没有电视。晚上忙完工作，除了看书、写稿，就是隔着蚊帐跟各行各业来出差的人聊天，说着说着就会聊到西双版纳。话匣子一打开就再也收不住了，我滔滔不绝直说到最后别人都睡着了，自己反而###得睡不着了。

80年代初，单位里来了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听说我是从西双版纳回城的知青，沈宏菲问我：“那里的风景很漂亮吧？”我说：“远看青山绿水，近看牛屎成堆……”于是我又开讲了。等听我讲完以后，他们往往感慨地说：“经历也是文化呀！”这样我和这帮比我小十来岁的年轻记者们一起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下，共同见证了这大时代的千姿百态。当我1988年7月在广州中山图书馆举办自己第一个影展时，沈宏菲帮我起的题目就叫做《中国：开放百态》。

1988年底，我奉调到香港《中国旅游》画报任记者、编辑，六年里，走南闯北踏遍祖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在采访和组稿中，结识了全国各地的朋友。在旅途中，大家经常海阔天空地吹牛，以增广见闻，交流信息。

1994年底，我又调回广州工作。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广州的媒体是全国最早市场化的，行内的竞争日益激烈。于是，各家报纸、杂志竞相招募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才子、才女”。我和这些同行小朋友们在工作之余，经常爱在酒足饭饱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