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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几天以后，村边山上发现一个连滑杆一起丢弃的女尸。胡家认为机会已到，便勾串杨华萍娘家一个无赖女人，出头控告张国四杀死媳妇，弃尸村边山上。胡家出来作证，硬说曾亲耳听到杨华萍惨叫，看见杨华萍被张国四用尖竹担杀死。县法院检察处立将张国四父子逮捕监禁。胡家乘机将张国四家剩余粮食衣物一并搜去，搬出坛坛罐罐，另招新佃入住。

案移刑庭后，推事廖子常亲去勘验，受到胡家的热情留宿款待。当夜，胡家送给廖子常50块大洋。勘验结果，自然认定张国四罪证确凿。开庭审讯时，指定了一名义务辩护律师。这名律师查阅卷宗，验单上只说尸首腐烂，无从辨认，腹部有尖竹担致命伤痕。究竟尸身长短、面貌、衣、履、服饰，有何特征足以证实就是杨华萍，一点也未加以说明。更为突出的是：传案法警当庭证明，死者坟前尚有人烧钱化纸。律师不禁质问：张国四父子都在牢中，谁去烧纸？

廖推事毫不理睬律师的辩护，悍然宣布判处国张国四无期徒刑，他的儿子判处徒刑12年。法警王荣庭也气愤不过：“我们传案时听说打死的是另一家人的媳妇，真死的无人伸冤，无罪的判了重刑，真不像话。”律师也觉得太荒唐，当即捐钱6角，买状纸一张，代张国四上诉。

案移长沙高等法院，问来问去，毫无头绪。迁延到了次年3月，张国四接济无人，早已拖得瘦骨如柴，病势沉重。每当在院外（当时法院躲避日军空袭迁在乡间）候审，围观的人也为他悲伤流泪。有一天，突然遇到一个过路人，问及案情，惊讶地说：“我知道这个女人在常德某家帮人。”法院才派人到常德把杨华萍找回，宣布张家父子无罪释放。但张国四已病死在狱中，他的儿子回乡后，又被胡家兄弟使坏，拉充壮丁，最后下落不明。

农民罗达孝，佃寡妇罗胡氏谷田6石耕种。1947年旧历九月，罗胡氏将6石田产凭中立契出卖给罗达孝，已收清价款。当时乡间农民进城完税，人地两生，常受税务人员的刁难勒索。胡寿礼见缝插针，问罗达孝有没有完税？罗达孝说：“还没有呢。听说那些办税的不好说话？”胡寿礼说：“这有什么难的，过几天我要进城开会，替你上了就是。”

罗达孝信以为真，忙筹足税款连同新契一起交给了胡寿礼。哪知胡寿礼拿过钱物后，一直没有消息。罗达孝心急如焚，却慑于乡长的威势不敢催问。残冬过尽，新年到来，罗达孝敬备礼品，登门给乡长拜年，顺便提起这事。不料刚一说起，胡寿礼就大发雷霆：“我耳朵都装满了，你逢人就说我迟迟不给你上税，未必我还想吞你那几块毛钱吗？”顺手抡起文明棍，狠狠打了罗达孝几下，大叫：“给我滚出去！”

含恨出门，走过屋后堰塘，罗达孝心想：“我年过70，还受人打骂！钱去了，田地得不到，多年辛苦积蓄，一下子血本无归，实在冤枉！”当即纵身一跳，淹死在塘里。

在胡寿礼看来，人死了还是好事。他立即把原卖主罗胡氏找来说：“罗达孝已将地方让给我买，你是得了业价的，只需新立过契，我重新给你划押礼。”罗胡氏一是不敢违命，二是见有押礼可得，就倒填年月，以买主胡寿礼的名义另立新契，完税了事。

这些田的佃户还是罗达孝，胡寿礼既成了业主，就必须找罗达孝的后人投佃，以后好找个借口，逼他搬迁。罗的大儿子罗述良在常德糖食铺当大案匠，罗的二儿子在沿滩拉包车。胡寿礼派乡丁将罗老二抓来，先关三天三夜，才告诉他：“你能出具佃约就免你当壮丁。”罗老二只求脱身，马上立佃签押。

接着，胡寿礼根据佃约，缺席裁判后，立刻强迫罗家搬迁。胡寿礼派人上屋揭瓦，大雨一来，满屋成河。罗家一家被迫号哭着迁出。罗述良从常德回来，托律师申诉，但慑于胡家势大，无人敢出来作证，无法解决。

这时，长江南岸有些地方已经解放，知情的人们都对罗述良说：“共产党来了，你不要用刀杀他，到时候就用锄头刨死这狗恶霸！”

胡家还把持了地方上的所有公产。诸如祠堂、塘坝、公山、学产……都由他们一手包办，任其贪污变卖。1932年，他们那一保集中了县仓常兵谷五六百石，胡家私自拿出100多石来变卖，将钱趁荒月时借给农民，1石谷要赚二三石谷。

1947年胡应林的母亲死了，他的父亲要续娶，胡桂五借口这事不合情理，要为死者打抱不平，不准他续娶。最后，胡应林送100块光洋给胡桂五，胡家才罢休。

他们用穷凶极恶的高利贷剥削农民。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正是他们吞食贫苦农民血肉的好机会。他们借谷出来，一般都是一石谷一石息。有时把谷折成钱，用钱再去买青苗，一石则要换成两、三石。除了将自己的收入用作高利贷资本外，他们还大鱼吃小鱼，向其他地主借谷进来，再高利贷借给别人。有一次，胡家向地主陶汉章以斗的年息借了一千多石谷，再用一石的年息借出。陶汉章慑于胡家的势力，什么也不敢说。

他们还在乡间开设赌场。家中稍有积蓄的人，常常被他们哄入赌场。胜了他们不准你出来，输了他们用高利借钱给你，一直到被骗被胁迫的人倾家荡产。

胡桂五不止一个，胡氏家族也不止一家，在解放前的湖南的农村中，大大小小的胡桂五是很多的；在旧中国的广大农村中，如同胡氏家族这样的黑恶家族更是遍地都能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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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1）

1、悲惨命运的根源

以上的故事，足以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地主恶霸罪恶的巨大，社会形态的黑暗。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然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而对于广大农村来说，其根源还在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旧中国农村，其经济关系和社会状况到底如何呢？

中国远古原始公社制解体后，夏、商、周（西周与东周）三代奴隶制社会，主要经济制度是分封劳役制。

分封制始于夏代，继行于殷商，式微于周。这种分封制规定了尊卑高下的等级。天子为第一等，诸侯为第二等，卿大夫为第三等。诸侯依其功勋大小和受封地的多少，又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不同的爵位。卿大夫又以其服侍的对象分为天子卿大夫、大国卿大夫、列国卿大夫、小国卿大夫等。诸侯、卿大夫又统分为九等，称为“九命”。

爵命等级是享受政治、经济待遇的依据。夏、商、周三代都实行世禄制，各级贵族世袭享受他们应得封地的收入，除了依次向上一级贵族交纳一定的贡赋和提供军役、劳役之外，其余全部归他们自己享用。例如，周武王弟康叔受封于卫（今河南安阳一带）并“殷民七族”，周公长子伯禽受封于鲁并“奄商之民”“殷民六族”，成王弟唐叔受封于晋并“怀性九族”，功臣姜尚（太公）受封于齐（山东临淄一带）并土居臣民等等。可见当时是采取“封地授民”一并进行的办法的。各受封国诸侯，除自己直接占有一部分土地和臣民外，其余再分封给自己的大夫和士。各级贵族对受封地都只有享用权而无私有权，不准出卖，即所谓“田里不鬻”。

奴隶主贵族们如何去经营他们受封的土地？如何驱使自己封地上的臣民百姓？古籍上记载“三代”普遍推行的是“井田制”。奴隶主为计算自己封地的大小和监督农奴劳动，把土地划分成9个方块，因像“井”字形，所以叫做井田制。井田制最基层的单位是里，一里等于周亩900亩，每里住8户农奴，每户分地一个方块，即100亩，余下的100亩为“公田”。8户农奴除掉耕种自己的100亩份地外，还被迫合力耕种领主的“百亩公田”。一个贵族领主依据其“命数”高低、封地大小可能会有许多这样的“里”，可以从许多的“公田”上收获农产品。这就是奴隶制时代的劳役地租制，历史上称这种劳役地租为“助”或“籍”。当然，封地内的自由民对其领主、下级领主对其上级领主也要承担贡赋。劳役地租之外，贵族领主还要向农奴摊派军赋，征收贡纳，抽调力役修建宫室、道路等。

井田制作为中国奴隶社会的主要经济制度，到东周时期开始逐渐崩溃。由于以铁制农具和牛耕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出现，原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使一部分劳力强的农奴家庭除耕种百亩份地和“公田”外，还有余力来开垦荒地，获得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