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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分租制中的耕种成本负担也不是统一的，如句容完全由地主负担，农民至多以自己仅有的少数农具使用到农作上。无锡基本上由农民负担，统计全县66个乡，完全归佃户负担的％，另外％的乡，佃户成本负担70－95％，地主负担只5－30％，只有个别乡主佃各负担一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4）

租额一般占产量50％左右，但以无锡来说，少数借租田及租额特高的占产量的60－70％。

由于经济发达的原因，苏南农村还有其他地区农村所没有的“永佃权”这一情形。

“永佃权”的来历：永佃权是农村中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的一种表现，由于封建地主强买农民土地，或是农民受高利贷盘剥，最后无法清偿债务，以田抵押或被迫出卖给地主，但是地主夺得土地后，自己仍不耕种，仍然租给农民，农民为求活命，经过无数次的反抗，争得在自己出卖的土地上永久耕种权。这样，地主以低价夺得了土地与租额，农民以交租换得了耕种权，当然比耕种自己的土地更苦了，而且一般的如三年交不出租，地主就要摘田（取消永佃权）了。开国大土改前，农村封建地主是常以摘田来威胁、*、吓唬农民的。由此可见所谓“永佃权”者，实际上是把农民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永远被地主奴役与剥削。

有了“永佃权”以后，产生了所谓田面与田底之分：地主占有田底，即土地所有权，农民占有田面，即土地耕种权，地主与农民都可卖买，有一地双卖现象，而且互不相涉，但是地主摘田，那农民仍然一无所有了。

苏南农村以产米为主，其他有麦、豆、棉等，据1948年国民党省田粮局产量估计：水稻35641580担，小麦8082598担，大麦2212740担，大豆3740099担，棉花170999担，油菜603684担，麻22055担，产销上海、南京及浙江、苏北等地，主要农产品不够苏南自给。

在苏南大部农村中，整个生产过程还保留着全套的落后技术与农具，少数地区也有用抽水机灌溉，化肥肥田。抽水机如在无锡有2000多部，苏州有1000多部，但四分之三都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抽水机燃油与化肥均来自英美，因而这种情况一方面表现了地主富农对农民的剥削；另方面也表现了解放前苏南农村依赖帝国主义的特性。当然，也可以反映出苏南农村经济较中国其他农村发达。

副业生产主要是蚕、桑、茧丝，产量和收获，解放前夕与抗战前比较，是每况愈下。战前副业生产收入占农村总收入的30％，以后下降至6－5％，解放前夕下降到零了。据研究有以下原因：

第一、茧价太低，抗战后，日商压价收买蚕茧，茧价逐渐下降，战前每担合米10石，下降至1948年，合米4石。1949年低到2石至1石5斗（当然与无市场有关）。

第二、没有市场，中国市场受日本及美国的统治，世界市场被日货、意货代替，中国货无出路。

第三、蚕种受日军、国民党匪帮的战争破坏。

第四、收益太小，农民伐桑种麦，桑田减少；仅余桑田，不注意施肥培植，且夹种杂粮，桑叶减收50％。

苏南农村中征粮以银元折实为赋额的基数，银元赋制创于清代，国民党统治时代，因纸币贬值，故在战后改银元折实征收，1948年定每元折稻40斤，分夏秋二季征收，实际上除正额外苛收数字甚大，作蚀耗费与保甲长的办公费。农村粮征全由乡保长、地主、恶霸操纵，苛收大部分加在农民身上。

国民党统治时期除田赋以外的苛捐杂税，某些地区实际上还超过田赋，如户口捐、保甲捐、工事费、办公费等等名目多达30余种，尤以壮丁费占苛杂中40％至79％，如句容老塘乡第五保，一年苛杂总数稻14910斤，壮丁费达11800斤，占苛捐杂税中79％。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5）

农村苛杂负担，按户、按田亩、按经济状况计算摊派是很少的，由于过去农村在国民党官匪和封建势力统治下，因此形成占农村土地最多、不劳而获的地主富农负担最少，无地少地的生活贫困的农民负担最重。

大革命开始，苏南农村中发生过反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的斗争，部分地区发生争取永佃权的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松江、江阴、常熟、溧阳、宜兴、无锡也曾发生过农民暴动。抗日战争期间，自1939年以后，共产党领导新四军东进，开展了南京近郊、茅山地区、及太湖、澄锡虞、苏常太等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同时领导与支持农民，进行让租让息、减租减息的斗争。人民解放战争中，由于蒋介石反动政府与封建势力更进一步的压迫剥削，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及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和苏北土地改革斗争影响下普遍掀起了抗丁、抗捐运动，抗租斗争也在不少地区发生，有些县份农民交租只交20％左右。这些运动一直坚持到苏南解放。

开国大土改前，有些人认为“江南地主无剥削”、“江南农村无恶霸”。以上事实说明，那些说法毫无根据。实际上苏南地主的封建剥削，比北方地主更加狡猾。旧中国的半殖民化，曾使苏南农村各阶级起了很大变化，不少地主将长期剥削所得，在宁、沪、杭沿线城市购买房产，兼营工商业，但不是说，他们不进行封建剥削了。只要还能够在农民身上剥削，哪怕仅仅是一点点，他们也不会轻易放弃的。

3、浙江农村剥削情形

定租制

这是浙江租佃关系中最普遍的形式，一般凡是地质较好的土地都采用定租制。定租制租额很重，农民起码得以正产收获的一半以上给地主交纳租子，一般地主得每亩总收入的60％或70％，佃户得40％或30％，而生产资料加牛力、肥料等等都由佃户负担。据丽水城镇第十行政村的调查材料，他们那里过去属于这种租额的土地，平均最好的每亩能收正产量350斤稻谷，每亩交出租额为200斤稻谷，占总产量的57％，而农民生产每一亩土地需要劳动力99斤稻谷（包括牛工33斤，人工11个，每个以6斤稻谷折算共66斤稻谷），需要肥料折算66斤稻谷，另外再加下种秧谷7斤，共计172斤稻谷。这样，佃户每亩收入350斤稻谷，除去交租200斤，生产成本172斤，不但没有剩余，还得亏空22斤。再把农民每亩副产收入也折算成了100斤稻谷的话，抵亏以外，农民辛苦一年，仅实得副产利益七八十斤稻谷！这叫旧中国贫苦的佃农们如何不挨饿受冻啊。

分租制

分租的租额一般是按照土地的等级而有高低，这种租额在名义上一般是以业主、佃户对半分租，实际上，一般大都为倒四六：即地主得六，佃户得四。有更重的如丽水区缙云县因人口多，土地少，分租租额则为倒三七，个别的甚或有倒二八的：即地主得七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