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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从题材上看，南宫搏写的四分之三以上是女人。为什么专挑女人，写些风流韵事呢？是作者意存佻挞、性好风流吗？不然。女人的身世，跟宫朝政局时代社会、人际网络，基本上无甚关系。这些女人，是因与君王等特殊男人有关了，才间接与这个社会和历史有关的。关联起来以后，她们可能被指责为祸国之妖姬，可能成为时代沧桑的见证。但就她本身来说，她的生命、喜怒、情爱、遭际，其实自成脉络、自成风景。南宫搏所要描绘的，就是这一段风景，因此，他不但关切历史中的个人，还希望能检索大的社会历史之外的个人史。

他有时也写对历史有举足轻重关系的人物，如韩信、光武帝、唐太宗。但重点并不在刻画那个时代，说明这些伟大人物如何开创了大时代，如何成就其事功。反而去讲诸如光武帝为何一直为了阴丽华而与严光在心底上较劲；李世民如何算计着要发动玄武门事变，而结交齐王元吉妃及玄武门守将常何的妹妹常婉之类的事。他写太平天国，主线也不放在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等人身上，而放在洪宣娇。

南宫搏本人甚少论及他如何写作历史小说，我仅见的一篇，是《从紫凤楼到韩信：兼谈历史小说与历史书》。据他说，他的历史小说写法，直接受德国作家勃勒诺·佛兰克（BrunoFrank）的影响，喜欢以一个人为主线，而以其时代背景陪衬这一个人物，让时代特点和社会风气由一个人或几个人身上反映出来。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他惯于把历史个体化，去描绘个体化的历史。历史或时代，就是那个人的遭遇与感受。

要这样写，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正史中个人的材料不足，正史大叙事又都是整体性的历史观，很少去注意历史中的个人。故若欲写历史中的个人，或历史社会之外的个人生命史，势不能不大量仰赖传说资料及小说家的想象。南宫搏自己非常明白这一点，也不忌讳，乐于质疑正史、怀疑其合理性，而建立自己的小说正当性。

高阳则相反，他的小说旁附着许多考证，故小说虽非史述，意亦不在证史，却有史事求真或拟真的性质及姿态。因此，两人的不同，乃是历史小说两个类型上的差异，台湾的历史小说写作史上，有此两大典型，足堪珍视。

唯高阳故世之后，遗集整编或举办会议研讨，尚不寂寞，南宫搏则比高阳更不受评论界重视，遗作也缺乏整辑重刊，许多恐怕已不再容易觅得。许多人从前常读其作品，如今思之，殊不免于缅叹。这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如今麦田出版社访得南宫搏旧作数种，校订重刊，令人欣喜钦敬不已。历史小说的命运，或许会因此而再起一次转折，焕发出新的风采，也未可知。龚鹏程先生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

·荣获中山学术文艺奖、中兴文艺奖章文艺理论奖和“行政院”杰出研究奖。

·曾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南华管理学院校长、“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文教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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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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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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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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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其人其事，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共同题材，有一千两百年之久了。我曾经用此一故事写作，在二十多年间，计有五次，当然有不同的接触面与不同的形式。而这本书则是全面的，写“杨贵妃”的一生。

为了印书，我以一星期的时间整理和校对，自己细心地看了一次，我愿意说：这是我自认写得很好的一本书。不辞狂妄之嫌，我又愿意说：这是一千两百年以来，以“杨贵妃”为文学创作的共题以来，一本最完整和恰当的书。

这本书使我敢于自傲——在我从事创作的生命中，这也是我第一次用“自傲”一词。

在写作的风格上，《杨贵妃》也有了若干变化，以一个人为中心反映一个时代的方法依旧（这是欧洲的历史小说风格，和中国的“演义”完全不同调）；但在取材方面变了，我想称《杨贵妃》为“历史的小说”而不仅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大致可以不照顾人物故事的时间、地位以及故实的正确性，“小说”不同于“历史”，在于它能移动若干人事而配合，亦不必理会典章制度上的细节。而在《杨贵妃》一书中，我尽量地考据事实，人与事，努力求其真实，于尽可能求真中再以小说的技术来组织和配合。《杨贵妃》主要人事发展，大致上与当时时事相吻合，正确处超过了现存的正式史书。写作小说，原无如此的必要，而我所以如此做，希望开创历史小说的另一条路。这条路是否适宜、正确，则不是我自己所能许定的。我尝试着，以欧洲历史小说风格而归淳于中国情调，在《杨贵妃》这本书中，我自以为做到了。

现代化的中国历史小说，由我具体地开创，在日本和英国，卖书宣导品称我为“第一人”，这“第一人”如撇开作最好的解释而指为开路，我当之无愧，二十多年前，我尝试着以欧洲的历史小说风格有系统地写长篇中国历史小说，当时影响我最深，使我从事摹拟的人，第一个是德国的历史小说作家勃鲁诺·法兰克（BrunoFrank），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他的作品风靡一时，开创德国文坛写作历史小说的热潮。其次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小说家米契生夫人（Mrs。NaomiMargaretMitchison）和十九世纪末名气很大的英国历史小说家韦曼（StanleyJohnWeyman），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享名的格兰扶斯（RobertGraves）等人。我曾经尝试着以法兰克的风格作为基础汲取早期的韦曼、近期的（三十和四十年代）格兰扶斯，再加上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萨克雷（WilliamMakepeaceThackeray）的手法，用来写我的历史小说，二十多年来，我有过失败的作品，也有过自己满意的作品，以《杨贵妃》一书而论，我大致能超越韦曼和脱出了法兰克的藩篱，不再是摹拟而有了我自己的以及中国的。

我自行推荐《杨贵妃》这本书。

《杨贵妃》是先在报纸连载的，连载之前，我作有两篇“前记”：一、杨贵妃，中国历史上最特出的女人；二、马嵬事变和杨贵妃生死之谜。这是论事和考据性的，在写作时很用了一番工夫，如今作为“附录”。

其次，在报纸上发表时有“第九卷”，那是传奇，于第九卷之前即已说明，现在作为“外传”。“杨贵妃”故事似乎应该在马嵬驿结束的。“外传”的故事不忍弃之原因是：我曾为此“传奇”而在日本像傻瓜那样从事搜访——搜访并无实际的获得。

《杨贵妃》一书于一九七二年秋末动笔，次年夏完成，中间有五十多页是在伦敦写的，其余则在香港写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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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第一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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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开元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天气很冷，留守洛阳的官员，冒着寒风，列队迎接自长安来到东都的开元皇帝。

这样冷的天气，皇族通常会在长安近畿的骊山温泉宫避寒。然而，开元皇帝却在正月的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