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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我总指望哈雷…波普彗星象手电筒一样在太空中闪光。在我五个月的太空旅行中彗星一直伴随着我。作为一个太空旅行同伴，或许部分是因为它的忠实可靠，我渐渐将它看作我的一位朋友。

有趣的是，我与哈雷…波普彗星的熟稔来自与一个小镇电台接线员的建议。在“和平”号空间站掠过新大陆时，我与一个加拿大小镇的接线员进行了短短三十秒钟的交谈，他告诉我，处于像我这种太空中的有利位置，如果不向窗外看一看彗星将是一种罪过。我抱歉地解释自己十分忙碌，在“和平”号空间站上一有空闲，我就会拍摄位于日光中的地球。当飞船运行到地球背面的时候，我就忙着做其他指定的科学性工作。他坚持说那不过是借口。我更加觉得抱歉，只得以承诺我将会寻找彗星来结束话题。另外，我告诉他，我能看见一场巨大的暴风雪正从西部袭来，他最好在壁炉里生上火。

我遵守诺言寻找哈雷…波普彗星。从宇宙中，我看到了比我曾经在地球上最好的观测点看到的多得多的星星——整个天空几乎繁星紧簇。坦白地说，要不是知道彗星的赤纬，或者至少是彗星位于天空哪个象限，仅靠向窗外漫无目的地搜索，找到彗星的机会是十分渺茫的。

我第一次看见哈雷…波普彗星的时候惊喜得张大了嘴巴。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想法：“那不可能是它！它太亮了，太醒目了。也许那是被最后一道阳光照亮的一堆宇宙残骸？”

但是那宇宙残骸具有彗星经典的泪形形状。我抓起我的双筒望远镜。我这双习惯了黑夜的眼睛，差点被眼前的强光弄瞎。我心中充满了敬畏，惊诧得再也辨不清方向。

在太空中的五个月使我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地理学者。后来航天飞机成员来“和平”号空间站接我，我很快就成了他们从亚特兰蒂斯号的顶窗向外张望时的资料来源。新来的机组同伴会问我：“杰瑞，雅典是在那里，还是在下一个海湾？”一般情况下，我知道答案。

另一方面，我得事先下定决心，不被那些星星与星座的名称所困扰。我只是凝望宇宙，用一个有条不紊的大脑，去品味星星的形状与排列，直到久而久之，与它们变得熟悉为止。结果，我不能向你指出天狼星，却能指出那“南天里出奇明亮的星”。凝望星空，注视并欣赏它的美丽，成了我晚上入睡之前最主要的休闲方式。

宇航员卡尔·萨根曾说星空之外还有“数以十亿计”的星星。在太空里，用肉眼能看到比在地球上最好的观测点多三倍数量的星星。但是如此巨大的星星数量仍没能接近十亿。萨根似乎有点夸张。

萨根去世后两年，宇航员将太空望远镜对准了天空的黑暗部分，并在接下去的100周运行中连续不断地对这一黑暗区域进行观察。他们越是从近处看天空中的这一部分，他们就发现越多的星系。根据这一发现，推测整个天空，宇航员们得出结论，不是有数以十亿计的星星，而是百万亿个星系，每个星系平均有十亿颗星星。看上去萨根还低估了宇宙的大小！

这个数字使人脑为之胆怯。我不禁自惭形秽。地球不过是宇宙中一个特殊的斑点。只要想到百万亿个星系，就让我比站在大峡谷北部边缘向下眺望万丈深渊还要害怕。关于百万亿个星系的想法是如此地令人无法抵抗，所以上床前我尽量避免想起它，因为我会变得过于激动、兴奋，脑子里存着如此巨大的宇宙而无法入睡。我确信，只看着星星，不去给它们分类或想它们的名字，是种正确的办法。

符合地球观察研究的要求，我提前两天拍完了所有一万张照片。当亚特兰蒂斯号在“和平”号空间站上着陆时，我将整整六箱胶卷拖上航天飞机，让它带回地球。坦白地说，我将这些胶卷视作傲人的财富。

回到地球以后，我焦虑地等待工作的结果。我竭尽全力拍摄了那些照片，并且明白在那一万张照片中，有些是从地球外围第一次拍摄的地区和现象。在空间站上，我不能冲洗胶卷。因此我得不到任何有关照片质量的反馈。我在暗箱里装卸胶卷是否正确，一路上我是否犯了其他什么技术性错误？焦距正确吗？测量正确吗？布局怎么样？最麻烦的，也是超乎我的控制的，经受了五个月的辐射胶卷有没有损坏？当我接到美国宇航局照片冲洗、分类与保管负责专家的电话时，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通话相当幽默。专家告诉我，他们将照片数了一遍又一遍，发现我带回来的照片比我当初带到“和平”号空间站上的胶卷还多！

我一开始对这位迷惑的美国宇航局专家开玩笑说，有个外星人不断地敲门硬要留下需要的新胶卷。然后我解释说，当我清理“和平”号空间站内控制面板后的过滤器时，偶然发现了一卷未用过的胶卷，极可能是以前空间站的某个居住者留下的。我认为，如果其他因素的干扰，可以分析出胶卷长时间在太空中被损坏的程度。最理想的情况是，我有些曝光还算合适。

疑惑解除以后，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对胶卷质量的评判。

“照片看起来棒极了！射线破坏如果有，也是极少。焦距与曝光都很好。杰瑞，干得棒极了！”

我的努力得到了报偿。考虑到我找到并拍摄的额外的胶卷，任务是超出百分之百地完成。有一天，我能编一本一万张照片的影集。

16。彻底的孤立（上）

从缺乏生气、夜间活动的一月到冰雪初融的五月，这就是我被限制在一个名为“和平”号的小型空间轨道站的时间。

1996年元旦，就在我去“和平”号空间站的前一年，我没有定什么新年计划，而是决心当我在俄罗斯受训的时候，对相当于在空间站上逗留的宝贵时间要极度敏感。我希望对自己来年要在空间站上呆多长时间心中有个数。

一月。这个月像爬一样慢。一月大多数阴沉的日子里，莫斯科天空的太阳是那么的低，我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就可以目睹日出和日落。二月是同样的昏黄苍白。我身上维生素D的水平降到了一生中的最低点。日子在我整天对“和平”号空间站的技术操作学习与俄语学习中缓缓度过。三月，我已受够了冬天，可是俄罗斯的冬天还是顽固不去。四月，我收好了极度磨损的越野滑雪器材，准备来年再用。直到五月末，我确信，土地解冻后尚有足够的时间给俄国人往邻近的夏天住所的地里种植土豆和甜菜。

从缺乏生气、夜间活动的一月到冰雪初融的五月，这就是我被限制在一个名为“和平”号的小型空间轨道站的时间。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在这段时间里，我看着我的儿子，约翰，从一个无能的，完全依赖大人的，常常尖叫，在夜里不断醒来的婴儿，奇迹般地长成一个会爬、会笑、渴望刺激的孩子。他的喃喃声显示了自己的个性，尽管他在夜里仍旧会醒来很多次。我将会想念他。今后我儿子将会有更多更快的变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