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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2页）

“破帽常戴，吃亏常在。”

戴厚英对这句话作了这样的注释：

“破帽子好，可以戴得时间长；吃亏好，可以活得时间长。”

戴厚英还“总结”了戴破帽子的“三大好处”：

“其一，破帽子没有人抢，没人偷，戴得长久。

“其二，天底下总是破帽子多，新帽子少，因此戴破帽子显得‘大众化’。

“其三，戴破帽子的人没人看得起，因此也没有人嫉妒和排挤。”

戴厚英的父亲，正是戴着右派分子这“破帽子”，过着“吃亏”的日子。

父亲错划为右派分子，对戴厚英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由于戴厚英成了右派分子的女儿，她此后曾长期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在政治上得不到信任和尊重。尤其在“左派”掌权的“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月。她背着“右派子女”的沉重的十字架，艰难地在人生道路上喘息着蠕行。

戴厚英的作品，一直充满悲剧色彩，究其原因，也源于此。尤其是在她的代表作《人啊，人！》中，戴厚英描写了主人公何荆夫在1957年因所谓的“用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党的阶级路线，用修正主义的人道主义取消阶级斗争，用造谣中伤攻击党的领导”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开始人生的坎途。其实，何荆夫身上，有着戴厚英自己的影子。

其实，从戴厚英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可以看出，1957年那场所谓的反右派运动，不仅仅使五十多万无辜的右派分子贬为“贱民”，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下一代——右派分子的数百万子女。

戴厚英后来坚定地、勇敢地用她的笔与“左”先生们鏖战，就在于父亲被打入“另册”后，使她看透了“左”的危害和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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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戴厚英写《非命》（6）

“一个人头上一颗露水珠，各人享的是各人的福。”

“自己跌倒自己爬，指望人家是瞎话。”

家乡流传的富有哲理的话，使戴厚英明白“一切靠自己”。

人穷志不短。从小就在逆境中遭受磨难的她，练就了倔强的性格。她不知逆来顺受，却只知逆风行舟。她很早就饱尝了“左”的苦难。她懂得了奋搏的含义。

戴厚英曾这么说：

“父母给了我一个不安分的血型‘O’。一个永远画不圆的圆圈，一块什么也不长的石头，这就是‘O’。”

“既然淮河哺育了我，我就应该俯首帖耳地做她忠实的女儿。”她是家中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她的姐姐是文盲。尽管祖父以为女孩子不需要读书，她还是哭着要念书。

她从小学念到初中。从进初中开始，她就住校，离开了家。父母称她为“孤雁”，远离了雁群。

戴厚英却说，她其实不是“孤雁”，她的心一直和“雁群”紧紧系在一起。

淮河的大水，冲走她家仅有的一点财产。于是，家道中落。

她从高中起，靠助学金生活。

“孤雁”越飞越远。1956年，她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因为念师范每月有十二元五角伙食费和三元零用钱。

戴厚英说：“我这样一个来自贫苦地区、贫苦家庭的女孩子，能够上大学，我一直认为是因为新中国给予的。我对解放了的新中国，确实是充满感情的。

“我在上海念了四年大学，不知道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在哪里！我从来没有到过上海的南京路！因为我只靠每月三元的零用钱生活。买了书，买了纸、笔，就没有钱了。

“我穿的是母亲手缝的用靛蓝染色的龙头布衣服，完完全全是一个乡下姑娘的打扮。一点也不错，我确确实实是一个乡下姑娘，一棵路边的小草。”

她唯一的嗜好是读书。在大学里，她徜徉于书山报海之中。她的胃口好大，贪婪地“啃”掉了一部又一部中外文学名著。她担任过系学生会的文艺部长。

她提起了同学沙叶新。后来，沙叶新成了上海著名的剧作家。她说：

“我跟沙叶新在一个系里。我们曾同台演出，我演他的妈妈！”

她编过校刊的文艺副刊。她在校刊上发表过一首歌颂青春的散文诗，被《光明日报》转载了。这是她平生迸发的第一颗文学火花。她第一次领取五元稿费。这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是终生难忘的。

1960年，她毕业了，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文学研究所。

她住进上海巨鹿路上海作家协会的集体宿舍。

一间小屋，三位女友同住。

她这样形容自己当年的形象：

“短头发上扎一根橡皮筋，对襟棉袄，那件旧花布罩衫还是一位同学送给我的。我大学毕业了，还是一个乡下姑娘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