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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王芸生后来也采信了张嘉璈的解释。1942年1月22日，他在社评《青年与政治》中写道：（本报）立言之意，全本爱国热忱，阐明修明政治的必要，偶凭所闻，列举一二事例，并非立论之中心，且关于飞机载狗之事，已经交通部张部长来函声述，据确切查明系外籍机师所为，已严予申儆，箱笼等件是中央银行的公物。本报既于上月三十日揭载于报，而此函又为中央政府主管官吏的负责文件，则社会自能明察真相之所在。王芸生不是一个屈服于压力的人。当初，他敢于冒犯新闻检查机关的“删扣”，照原文发表社评；事后，他自然也不会轻易违心地承认官方的掩饰。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4）

更重要的证据是宋庆龄1942年1月12日写给宋子文的信件，中云：《大公报》发表了一篇言语中伤的社论来欢迎我们，指责我们带了大批行李和七只喂牛奶的洋狗，以及一批仆从。事实是当时飞机上共有２３人，你可以想象每个人能带几件行李。这篇社论虽然用词巧妙，没有点名，但指的就是我们。我想对社论作出回应，但别人劝我应保持尊严和沉默。与此同时，谣言传得很广，也很快。蔼龄姐说，指控她的事很多，但现在她已不在乎去澄清这些谣言了。

我没能带上我的很多文件和其他无价文章，更别说我的狗和衣服了。当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只带了几件旧衣服，那还是女仆灯火管制时黑底里为我随手抓来的。

对一个每天写东西的人来说，我甚至连一支笔都没有。宋子文文件，胡佛档案馆藏。此函多年来不为人所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张俊义第一个发现，并全文翻译，见《百年潮》2004年第12期，第53页。抗战期间，孔祥熙一家在重庆上清寺范庄、南温泉及化龙桥几处均有公馆，包括夫人宋蔼龄、长女孔令仪、次女孔令伟等都住在重庆，但是，孔祥熙在香港沙逊街有房产，因此宋蔼龄有时也住在香港。宋蔼龄有心脏病。1941年12月上旬，宋蔼龄带着孔令仪和管家赵惠芳自重庆到香港看病、治牙，适逢香港危急，便在匆忙中又逃离香港。12月9日中午12点，宋庆龄和宋蔼龄同在香港机场候机，直到10日凌晨5点才同机离港。事前，宋庆龄靠了女仆的帮助，临时抓了几件衣服，同样，宋蔼龄等也不可能携带大量行李，更不可能携带几条“洋狗”。宋庆龄到达重庆后又和宋蔼龄等同时离开机场，暂住孔家。如果有大批行李和几条“洋狗”运回孔府，她不会不了解。在致宋子文函中，她认为《大公报》“带了大批行李和七只喂牛奶的洋狗”的指责是一种“言语中伤”，自然有力地说明，有关报道并不可靠，半是接机者的目击，半是揣度。

关于“飞机运洋狗”一事，2006年，宋氏家族的曹琍璇女士和胡佛研究院的郭岱君研究员曾询问当时还健在的孔令仪。孔也是同机离港者之一。据她说：“当时情况危急，香港到处风声鹤唳，她们是最后一班飞机离港，连位子都没有，行李也来不及拿。”关于那几条“洋狗”，孔称：“狗是属于外国人的。是令伟在机场等她们时，和老外聊天，逗他们的狗玩。三只狗都不是令伟的。”曹琍璇致本文作者函，2009年12月5日。虽然事隔多年，孔令仪的回忆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上述回忆和宋庆龄事后给宋子文函所述大体一致。关于“狗”的主人是“外国人”，这一回忆也和张嘉璈的更正函一致。当日，孔二小姐的角色虽是接机，但人们熟知她平时爱狗，“和老外聊天，逗他们的狗玩”，自然会被误认为是从香港运狗的主人了。

以上说明，当年张嘉璈的更正函所述是事实，然而，可惜的是，当时大部分人都不予采信。多年来，几乎所有相关的历史著作都在继续宣扬：香港危急之时，孔家抢运“洋狗”。以讹传讹，相沿至今。有些著作甚至绘声绘色地描写孔二小姐如何在机上持枪强迫其他“要人”为“洋狗”让出位子，似乎作者当时在场一般。

新闻报道与历史著作的共性都是必须高度真实，所述各事均需严谨地加以核查和考证。誉人之善，恰如其分；斥人之恶，也不增不减。不能因为某某是正面人物，就无根据地粉饰、溢美；也不能因为某某是反面人物，就不加分析，任意抹黑、抹丑。多年以来，人们从某种预设立场出发，对于揭露国民党的资料常常未经核实就加以引用，因此错讹就在所难免了。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5）

【四】昆明*平息，蒋介石和国民党加强政治控制

飞机运洋狗事件发生时，正是中国抗战发生重大转机之际。

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次日，蒋介石在重庆邀请英、美驻华大使及武官，讨论中、美、英、荷、澳五国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建议美国总统罗斯福召集同盟国首脑会议，讨论全球反法西斯作战战略、设立联合军事参谋机构等重大问题。他雄心勃勃地梦想，在1942年年内击败日本。12月30日，罗斯福提议组织中国战区。1942年1月初，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统帅，负责指挥中国、安南、泰国等地的联合国部队。当时，中国军队正在与进攻长沙的日军鏖战，远征军正在准备自云南进入缅甸，支援英缅军对日作战。在这样的时刻，昆明发生学生运动自然是不很相宜的。

1月5日，当联大学生还在出版壁报，酝酿行动之际，联大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即向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赵澍报告，赵命调统室人员注意。6日晚，赵澍致电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报告，声称学生行为，“显系有组织策动”，要求朱转告*部长陈立夫，请示方针。赵澍：《致中央党部组织部朱部长》，朱家骅档案，〔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301…01…06…050。朱于次日晚电复赵澍：“缅甸军事重要，望速设法平息为要。”同时，由组织部人员致电联大教授中的国民党与三青团负责人姚从吾及陈雪屏，声称“校中学生对报载事件有所酝酿，系出误会，请速劝导，万勿扩大”。一鹤、培林：《致云南省党部赵公望兄译转》，朱家骅档案。10日，朱家骅再电赵澍称：“大敌当前，胜利第一。且南洋风云日亟，滇省正在出击之时，不容再有任何纷争。”他要赵澍与姚从吾等商量，“尅速设法使之平息”。朱家骅：《复赵澍》，朱家骅档案。陈立夫在接到朱家骅转来的赵澍函电后，也急电联大、云大、中法、同济四校负责人，要求他们“迅即制止”，同时要求朱家骅分电省党部及各校党部，共同防范制止，勿使扩大。陈立夫：《致骝先吾兄函》，1942年1月8日，朱家骅档案。

赵澍的对策之一是严密封锁消息。学生*后，赵即命警察在全市范围内撕去或涂去学生标语，禁止各报登载相关报道。对策之二是辟谣。香港失守后，昆明传言很多。如：吴稚晖全家在港被困自杀，郭泰祺、王宠惠、王正廷等在港，或被俘，或自杀，陶希圣被日寇抓到后剥皮，等等。赵澍：《致骝公部长》，1942年1月7日，朱家骅档案。这些传言，自然更加强了学生对孔祥熙以飞机运送“洋狗”一事的不满。赵澍针对传言，命党部所属云南通讯社发表消息，说明吴稚晖、郭泰祺、王宠惠、王正廷等人“均安居重庆”。该消息发表后，部分学生的情绪趋于缓和。对策之三是宣扬湘北大捷，转移学生视线。当时，中国军队在长沙地区顽强抗击日军，日军被迫退却，中国军队乘势追击，堵截，取得重大胜利。昆明学生准备以庆祝湘北大捷为名，继续发动反孔*，赵澍即命省党部于10日召集各界祝捷大会，转移学生情绪。9日，昆明警备司令宋希濂到联大报告。下午，学生从国民党五届九中的会议录等资料中证实，吴稚晖、郭泰祺果在重庆，形势更趋缓和。10日，讨孔运动委员会贴出布告，宣布解散。此前，部分学生曾指责赵澍及云南社发布消息，为孔祥熙辩护，“别有作用”，“收孔祥熙贿赂15万元”，甚至准备到云南省党部责问赵澍。至此，学生派出代表向云南社记者致歉，倒孔运动平息。赵澍：《致骝公部长》，1942年1月12日，朱家骅档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6）

《大公报》社评对郭泰祺的揭露，大体属实。第二天，蒋介石即在九中全会上宣布其“另有任用”，以宋子文继任外交部长。参见《王世杰日记》，1941年12月22日、23日。蒋介石曾在23日日记中，指斥郭“真是小人之尤者”。昆明学生掀起倒孔高潮后，蒋介石曾考虑令孔辞职，但他又不愿向*低头。1月9日日记云：“昆明联大学生反对庸之，此事已成为普遍之风气，不能不令辞去，但此时因有人反对而去，则甚不宜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在蒋介石看来，*的背后一定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也一定有人挑动。10日日记云：“政客又想借《大公报》整顿政治一文，在各处运动风潮，推倒庸之，应以澹定处之。”这样一想，令孔祥熙辞职的打算又打消了。11日，蒋介石反复思考，字斟句酌，在头脑作痛中起草致昆明行营主任龙云的电文，声称根据所得确切情报，日本军阀及纳粹国社党，“在北平、南京、上海、香港等地，收买无聊政客，阴谋以群众运动，损害我国家威信，动摇我抗战意志，已非一日”。电报严厉指责昆明学生，“甘为卖国反动派利用，实为民族莫大之耻辱”，要求龙云恺切晓谕，使之明了幕后阴谋者的用心所在，切勿供人愚弄，破坏抗战。电报最后严厉宣称：“当地军政当局，有维持后方治安之现任，应依照野战治安法令，切实执行纪律，勿稍宽假。”《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002－0601－00160－012。

关于挑动风潮的幕后人物，蒋介石最初认为是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等人，其《上星期反省录》云：“反动派鼓动昆明各大学学生*示威，以庸之为其目标。文人政客之卑劣污陋，如张君劢之流可谓丧心病狂极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7日。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张君劢领衔提出《请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和《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严厉批评孔祥熙所主管的行政院效率低下，要求更张人事。自此，张君劢即成为*宪政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昆明“倒孔”*发生，蒋介石怀疑张君劢在其中的作用，甚至怀疑张君劢有敌伪、日寇，纳粹德国的背景。蒋介石：《致龙云电》，《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002－0601－00160－012。参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50页。其间，蒋介石曾考虑过动用“权力”，为此思考过三天，但认为尚非其时，决定通过张嘉璈与张君劢的兄弟关系对张进行劝说：“勿再作无聊举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3日。当张君劢否认自己是昆明*的主使人时，蒋介石又怀疑张在昆明的“政治朋友”、国社党成员罗隆基是主使者。1月12日日记云：“对国社党之处治办法须彻底，否则不如暂缓。”这段日记表明，只要时机合适，蒋介石是准备动用“权力”对付其他“异己”党派的。不久，蒋介石下令封闭张君劢在云南大理的民族文化书院，并利用张君劢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机会，将其软禁于重庆汪山，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中。参见杨永乾：《张君劢传》，〔台北〕唐山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事后，蒋介石派康泽到昆明调查，证明*和国社党无关。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53页。当时的*云南省工委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也没有在背后领导这次运动。参阅李群杰：《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和在党领导下的云南抗日救亡运动》，《云南文史资料》第30辑，第9页；熊德基：《我在联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第34辑，第375－378页。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7）

昆明*和孔祥熙以“飞机运洋狗”的不实报道有关，但抗战期间孔祥熙确有种种劣迹，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反对。连军统骨干唐纵都认为“孔之为人，莫不痛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53页。*反映出当时社会公众对孔祥熙和国民党官僚阶层的普遍不满。这一点，蒋介石有认识。他在日记和《反省录》中写道：骄矜自满而不自知者是为政治者之大忌。不能齐家，何能治国，人皆由于自侮也，可不戒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0日。

戚属恃势凌人，骄矜自大，不知公私，不明地位，亦时令人愤闷。《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7日。

滇黔各校反对庸之夫妇之运动已酝酿普遍之风潮，此乃政客、官僚争夺政权之阴谋，可谓丧心极矣。然而平时之不加自检，骄矜无忌，亦为之主因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21日。这些地方，说明蒋介石不是没有看到孔祥熙家族，特别是孔祥熙本人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对孔祥熙和行政院采取任何措施，仍然怪罪于“国人”，特别是学生。日记云：“国人与青年皆无辨别之智能，故任人煽惑，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颠倒，自古皆然。”《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9日。其实，昆明*虽有幼稚、轻率的一面，但更多地反映出的是学生们的爱国热忱和嫉恶如仇的积极一面。蒋介石完全看不到这后一面，他就站到爱国学生的对立面去了。

当时，西南联大既有国民党，也有三青团的基层组织。风潮中，蒋介石感到这些组织都未能发挥作用，深感“无人已甚”之苦。*中，部分三青团员成为“倒孔”积极分子，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为了掌握“领导权”，也有意识地鼓励三青团员参加。关于此点，当时人回忆说：“*回来，同学们又讨论成立组织继续搞下去，但跳上台最卖劲的是几个三青团员，一些进步同学看到这情况，便纷纷退出，这个‘讨孔’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了。”熊德基：《我在联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第34辑，第376页。国民党省党部的这一招虽有效，但蒋介石却极为恼火。1月24日日记云：“本周最使人忧愤者仍为西南联大所鼓动之*，我青年团干部糊涂散漫，一任反动派从中利用与主使而昏昧不悟，事事几乎非余亲自设计与拟稿不可，实足为本党前途忧也。”25日日记云：“青年团干部幼稚昏昧，是皆余不能善教之道，愤激悲伤何为耶！”26日上午，蒋介石觉得三青团干部“投机、官僚”，为此大发雷霆。下午，痛斥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投机无智”。所谓“投机”，指的就是部分三青团员投入*。据张治中回忆：他当时曾草拟了一份改进和加强三青团的工作意见书，呈交蒋介石：这时候，正好昆明发生“倒孔”运动，有人报告蒋，说这是青年团发动的。蒋非常气愤，只在我的意见上打了许多圈、点、杠和问号，不加批复，但另写一张手条，大发脾气，指责青年团干的是反革命的工作。《张治中*》（上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56页。昆明*发端于不实报道，纯粹自发，一哄而起，自然有缺点，有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