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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咖啡馆去品南美咖啡，完全是按一个正室太太的标准来调教她。

日子一晃而过，进了腊月，到处都响着鞭炮，徐维礼要回上海过年了，素贞眼泪汪汪。快过小年了，分别的日子日渐临近，徐维礼的小轿车里又走出个土里土气的大姑娘，他把这个叫杏花的莱西丫头交到素贞手里，又去请了秧歌队，让他们从正月初一起，每天来徐家楼前院子里踩高跷，跑旱船，赏钱是每天两块，直耍到正月十五，那时他就回来了。

在分手的前一天晚上，徐维礼“悉悉嗦嗦”挑开帐子下了床，从柚木大橱里翻出个紫檀匣子。他小心地打开，从里面拿出了一件让素贞张大了嘴的宝贝。那是一串金光灿灿的项链，细细的金链子上挂着带有宝石的小金锁，徐维礼娴熟地把小金锁下面一把小小的金钥匙一拧，鼓鼓的心形小锁“哗”地开了，就着台灯的弱光，素贞接过来仔细一看，惊叫了一声：

“我的天，真是稀罕人。”

金锁里左右两瓣各镶着徐维礼和焦素贞的小像，更绝的是那把小金钥匙小到比小手指甲还小。徐维礼告诉她，这是早年从英国首饰商那里买来的，南非的黄金，巴西的天然水晶，米兰的金匠打造的，这东西连大太太都不知道。然后，他扣上金锁，撩开素贞的长发，仔细挂在她玉一样的长脖子上。又亲昵地趴在她耳朵上低声交待了几句什么，态度郑重。

素贞惊讶得半宿睡不着觉，以她的经历，她只知道青岛的东镇、西镇，连四方都不大去，这些绕嘴的外国地名，她听都没听到过，还有老爷耳语的秘密，让她心里直跳。

但是，小金锁凉凉地躺在她的胸前，老爷说过，这件宝贝是专门为她置办的，名字叫情人锁，这是她惟一能理解并记清的。

一大早，徐维礼就穿上皮袄，戴上羊皮礼帽，坐汽车走了。素贞从观海露台上目送她男人离去，竟有永别的感觉。

果然！徐老板一去3个月没有音信，这期间曾让厂里的账房送过两次钱，其中一次大魁还跟着来过。素贞一见大魁，眼圈发红，大魁急得搓着手问：

“‘二姨’过得不好吗？”

素贞忙给他使眼色，当着外人她没法说什么。越这样，大魁就急得满屋子乱转，眼瞅着素贞噙着泪，却只能跟着账房先生走了。

过了几天，大魁给她送来一小车地瓜、炒花生、苞米面等家乡土产。素贞不知该说什么，趴在露台上目送大魁的背影，胃里直涌酸水。

徐维礼不在家，素贞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可做。每天除了看看海，让杏花去买菜、做饭，买回些大虾在院子里晒干，捎给她娘；或者回小鲍岛的院子里蹓跶一趟，看看她表叔表婶子。

再闲得无聊，她就去看隔壁林公馆家林律师两口子。这两人因为无儿无女，空守着大房子，就开始无休止地繁殖猫和狗，还要给这些宠物像孩子一样过三日过百岁，向邻居们挨家送长寿面。有一次生了只小母狗，取名小花，直接就送来徐家。素贞整日瞌睡，也懒得管。偶尔让杏花陪着去永安大戏院看看京剧，也提不起精神。

终于，徐维礼离开青岛3个月零20天的时候，坐着汽车回来了。素贞吓了一跳：徐维礼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还不到50岁的人，就佝偻了腰，拄上了文明棍，而且身后还多了个说上海话的仆人阿宽。阿宽一进门就教训杏花说，老爷生了病，大太太亲自把他送到飞机场，以后老爷晚上就住在厂里，由他伺候了。

素贞一听就知道出了问题，准是上海的大太太发现了她这个青岛外室，阿宽分明是个奸细，是来看着她男人的。

正如素贞所料，徐维礼从此夜间就不见了人影，白天自己坐洋车过来，连汽车也不敢坐了。进了房间，关上门，拉严实窗帘，连防空幕也拉上，打开灯，急嚯嚯拉素贞宽衣、上床，完事后整理好自己就匆匆离去。

到晚上，徐维礼早跑到绿洲游艺社的花烟馆抽大烟去了，还有窑姐伺候着，比逛平康里都强，任他怎么逍遥，却不敢踏进徐家小楼半步。

素贞心里有苦无处诉，回小鲍岛向她表婶哭诉。她表婶还是劝她忍着点，做“二姨”的又能如何？素贞“呜呜”地哭，隔壁的大魁“咣”地踢倒一个破凳子，跑进来说：

“素贞，你有什么烦心的事，俺给你报仇。”

素贞听着，“哦”地一声跑到院子里的水池子里呕吐去了，大魁跑过去给她捶背，素贞哭着说：

“大魁，我对不起你，下辈子，我给你当老婆，我给你生孩子。”

说着说着，眼前一黑，就倒在大魁怀里。

焦素贞怀孕了，这是1943年的春天。

徐维礼的腰马上不佝偻了，上海的大太太给他养了4个千金，年近50岁了，他才有了抱儿子的希望，怎让他不兴奋。“二姨”怀孕了，还有什么理由比这个更正当？他再一次坐着汽车来了，不但夜里不走，白天都不大到厂里了，一切应酬都交给阿宽打理。他联系了日本药包子（产婆）定期来看素贞，还到山大医院的产科挂了号，定下生产的大体日子。

徐维礼得意忘形，心里一痛快，就昼夜腻在素贞身上不下来，立时形容枯槁，一脸病容。

5月份飘槐花的季节，素贞怀孕4个多月的时候，徐维礼在一次房事后，终于倒下了，人被很快送到山大医院，杏花、阿宽都去了，但是太晚了，突发脑溢血，那年月不能手术，很快一命呜呼。

素贞独自守在小楼里魂不守舍，眼泪就没断过。更加恐怖的是，大太太第二天就坐飞机来到青岛，又矮又瘦的她一身黑丝绒旗袍，额前垂着长刘海，脑后篷着一大把卷发，别着赛璐珞发卡，身后跟着4个同样一身黑衣的男仆。

一进门她先把杏花扇了两耳光，然后，一把将素贞向后推个趔趄，素贞“噔噔噔”倒退几步退到门上，将门上宝蓝彩花玻璃“哗啦”撞到地上打碎了。

大太太嘴上一阵“小赤佬”、“瓦他勒”乱骂，素贞听不懂，但猜出那一定是最恶毒的语言，她眼睁睁看着四个男仆把老爷的灵柩抬走了。

可怕的事一桩接一桩，大太太限素贞在她眼皮底下收拾东西滚蛋，杏花反而留下和阿宽看房子，素贞动作稍一缓慢，就招来大太太一顿恶骂。

素贞什么也没带，拣了几件衣裳，穿着她身上的苹果绿遍地锦旗袍出了徐家小楼，藏在胸口的小金锁吓得一跳一跳的。她一回到小鲍岛大魁就不见了，两天以后，她表叔凑了20个大头银元才把大魁从局子里保出来，大魁满身是伤，从怀里掏出一把蓬乱的卷发，对哭个不停的素贞说：

“俺给你报仇了，俺把母老虎打昏了。”

“大魁啊，俺对不起你……”素贞哭得喘不上气来，她现在已经认命了，一辈子不会离开小鲍岛了。

素贞的儿子在困苦中诞生，连日本“药包子”都请不起，是隔壁院里大娘接的生。不久，市面上又是罢课，又是抢购，物价飞涨，素贞过年时买的煤每斤才120元，到年底就涨到3830元了，能吃上玉米糊就不错了。

大杂院里人心惶惶，素贞惟一一件穿的出门的薄呢子旗袍洗了晾在大院里，被抽大烟的老王抢了就跑，拿去换大烟了，他的老婆孩子早卖光了，一双总也睁不开的眼老看着素贞脖子上的小金锁。要不是怕大魁瞪起来铜铃一样的两只大眼，恐怕早被老王抢去换大烟了。

表叔两口子无奈中回了高密乡下，素贞母子全靠打零工和一大家子穷人帮忙。靠大魁挣的苦力钱接济，更是杯水车薪，素贞母子马上就站在了饥饿的边缘。她终于咬了咬牙，把小金锁从脖子上拿下来，看了又看，现在她对这东西已毫不留恋，一心想去当铺当了，换回活命的粮食。

可是来不及了，街上的铺子都关门了，上满门板，改朝换代的日子逼近边缘。1949年6月1日晚，每个大杂院都用铁锨顶上了大门，阻挡国民党撤退的残兵。黄昏时分，素贞刚蒸出一锅地瓜面窝头，被一个头上包满纱布还渗着血的伤兵砸开门，闯进来抢了就走。素贞和他扭打，被他一枪托打在地上，把她儿子吓得都不会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