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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8部分（第2页）

就是在这种近乎千夫所指的情况下，十月二十一日，高强携一道奏疏登上了朝廷。这一道奏疏不仅一举结束了这场大风波，更以“辽东对”之名流传甚广。

“陛下，臣前被御史交章奏劾，本当避位，然臣身虽微，有言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高强一开场，先是捧了御史台一把，毕竟这个机构是祖宗家法所定，也是必须有的监察机关，现今它站到了自己的反对面，只能说是官僚系统内部无法避免的腐败而已。

话锋一转，却不说宗泽诸罪，开始说辽东之事：“辽东一地，论者或以为孤悬海外，得之无益中国，失之亦无多损，故而轻之，而以一二臣僚之明正典刑为重。然臣掌北事多年，深知其利害所在，今请为陛下论之。”

“辽东一地，西则边辽，北则女真，东则隔海望高丽、日本。辽国若得之，可扼女真；女真若得之，可制契丹；高丽若得辽东，可与此二国鼎足为三，反侧国朝与此二国间，不百年遂成又一西夏也！敌之所重者，乃我之必取，此辽东之所以重于中国者也！”

高强说到这里，眼睛一弹张克公、石公弼等人，这几人自然是“身怀正气”，见这位当朝奸佞死期将至犹不醒悟，眼中俱怀怜悯之色。高强心下暗笑，复向赵佶道：“论者或以为辽东孤悬海外，粮饷馈输不易，倘若胜兵在此，或为中国患。此论之谬者，在于不识海运之效也，今臣试为陛下计之。”

说到算帐，那就是高强的所长了，这条路上的买卖他作了将近十年，赚不赚钱他还不知道？只是算物流费的话，那真是小菜一碟了。当下便以江南粮米运往辽东和运往京城为例，计算其船只造价、人工费用、海港与运河维护费用，一算之下，河运的成本居然比海运高出一倍不止！

当大宋朝尚未收复燕云之时，大规模的海运对于官府来说并无必需之处，朝廷最需要保证的补给的就是从东南往西北边疆这条线。因此虽然民间的海运已经日间蓬勃，但朝堂上对于此道精通的大臣也并不多，确切地说，能在这个问题上和高强掰掰手腕的只有燕青一个人而已……

赵佶听到此处，已是喜欢，笑道：“卿家真知北边利害者也！始臣僚言北事时，且不论辽东，并燕云之粮饷转输咸以为忧，今若如卿家所言，可循海道为之，亦不须自京城馈运，真国家之幸也！”

官家金口一开，张克公等大臣立时就觉得气氛不对了，难道上意并不是要把高强打入冷宫的吗？苦于高强今日之对，原出于赵佶日前授意，他们虽然满肚子的话，也不能出来打断高强的奏对，只能等到他说完了。

高强当即拍了赵佶两句小小马屁，又道：“且辽东之地，虽云北地，计其雨水，亦只与燕云相等，惟北面无山峦阻滞，故而风沙甚大；然计其盐铁山泽之利，又不下于燕云，诚能有循吏导之生产，孰云不能自给，而必须中国馈粮？”

毛注在殿旁越听越恼，当下也顾不得殿上的体面了，即时出班道：“高相公大言炎炎，借以混淆视听，为何不说宗泽之罪？”

高强冷笑道：“毛御史不必催促，本相适要说及。”他转过身来，陡地提高了嗓门，向赵佶道：“陛下，辽东之于我大宋，实有泰山之重，不次于燕云二京，今宗泽实无罪，而台谏妄议其事，臣以为过矣。虽祖宗有家法，不杀言事大臣，然臣以为朝中台谏若有人不识大体，不顾国家大计，而妄议大臣是非，则亦沮任事者之锐气。昔日范文正公有言，为臣者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臣以为至论，请即令台谏对质，若论公罪不直者，请以论者抵罪！”

此言一出，满朝皆惊：参劾旁人公事有误者，若是不实，就要以其所参之罪状罪之？高强此言，乃是在挑战大宋朝奉为根本的这一条祖宗家法！

第十四卷　三朝北盟　第三五章

此种大逆不道的言论，自然是群情汹汹，加上大宋朝廷中向来不禁止官员议论，当时便有多人出班驳斥此论，儒家经典祖宗家法还有若干前贤事例，如同一颗颗出膛炮弹一般，雨点般向高强飞去。

高强怕不怕？他眉毛都不颤一下，甚至连反驳的意思都没有一点。

在他看来，所谓儒家思想对于社会发展的消极方面之一，正是在于这种以思想和教条来限制实务的制度，看上去是某种民主思想的滥觞，但是监察制度在实践中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结果就是干实事的人倒霉，导致即使不是整个国家，也是一地的十万、百万人民跟着受罪。而那些不干事却在旁边指手画脚的人，他们付出的成本却顶多是个人几年的官场蹉跎而已，长此以往，整个社会的风气自然就走向因循芶且，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御史制度以及所有官僚体制内部的监察，其实都是想的好而作不到，还不如拿下。

以他眼下的能量，还不足以撼动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儒家体制，事实上也并没有完全推翻的必要。但是现实的问题，就是御史台的监察触犯到高衙内自己的利益了，那就要毫不客气地予以抵制。如果你当真有真凭实据，依法入罪，那还罢了，现在这样没有凭据都可以拿掉边臣，岂不是把国家大事当作儿戏一样的不负责任？

“陛下，今毛御史所论宗泽之罪，多系捕风捉影，臣试为陛下明辨之。”等到各位大臣的异议稍稍平息，高强就好似没有看到这些几乎要喷到他脸上的口水一样，这才开始慢条斯理地说及今日的正题。

“首论开边生事一项。陛下，那辽东之民多系历年避战火逃至辽东之人，其家园本在北在东。所避战火者自谁而生？非女真起兵击辽莫属。女真素无仁义之训，其人惟务劫掠烧杀。所到之处掳劫良民为奴，残破州县，占田霸产，而契丹兵败无以抗之，故而辽东之民流离失所，丧父亡妻于女真者不知凡几，其怨女真也入骨。是故辽东常胜军之与女真者，虽无大战，然连年边境上俱有争斗。非自宗泽始，何以御史奏疏中不及往事。而皆谓宗泽之过？且宗泽到任之后。首务安集百姓，收降人之心，使其人心皆向大宋，倘若强以邦交之名。严令辽东之民不许向女真生事复仇，是失人心之所望，乃促之为乱也。且女真与我大宋虽有往来，邦交未定，边疆迄未划封，何来开边生事之说？此其妄也。”

毛注是直接当事人，正要出来驳斥，哪知只说了“陛下”两个字，高强即时截入道：“我奉旨面对辨白，毛御史何可乱我语？莫非有大不恭意？”

毛注老脸涨得通红，待要分辨时，高强却又转过头去不理他，径自向赵佶道：“陛下，毛御史所参二罪，滥施爵赏，乃以花荣、史文恭等封爵为言，臣请为陛下辩明。昔日辽国乱象方显，女真不曾起兵，臣因已于御前定平燕之策，故而分遣忠诚之士为北的细作，察探其国中虚实。花荣等二百五十六人皆因此时入辽东。彼时花荣已为常胜军统领官，纵使不获战功，亦可家门富贵三世不坠，然而彼激于忠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