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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潜罚?br>

姚（文元）的父亲与胡风、彭柏山、潘汉年关系均很好，并有往来，姚文元也见过面；但这些情况姚一直未交代过，而且一直强调自己与家庭关系恶劣，但不正面提出，又不向组织汇报，这次反胡风斗争开始，姚从未把这种具体情况进行揭发。

解放后姚文元在他自己家里见过胡风并从他父亲口里听到胡风对党不满，骂我们党的文艺领导同志，而在解放前姚也见过胡风。同时在家里也见过胡风分子梅林（引者注：原名张芝田），也从他父亲口里听到梅林发牢骚，对解放后的现状不满，但这些问题姚从未揭发过，也未向组织汇报过。

解放前，姚经常阅读与研究过胡风的书，如希望、泥土、蚂蚁等出版的书籍和杂志。解放后姚文元同样买了很多胡风的书籍。如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逆流的日子》等，但从未批判过，反胡风斗争开展后姚文元还把胡风等的书籍放到外面公开的书架上。

姚文元同样认为胡风是进步的，路翎写文章很有“才华”。对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胡风诬蔑香港党的文艺领导同志是“逃兵”来反攻党对他的批评，姚文元也认为是对的。

一九五五十二月二十日

姚文元其实也深知姚蓬子与胡风、彭柏山等人的关系。他曾采取过“以攻为守”的策略。他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一文，曾激烈地攻击过彭柏山：

“如果不是党中央坚决展开这一斗争，这些潜伏在党内的胡风集团分子要给我们党和革命事业造成多么大的危害！彭柏山，他已经爬到前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爬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去了，胡风要通过他来开辟岗位，企图通过他和刘雪苇来‘顶住’华东和上海，一直到对抗‘上面’——党中央！彭柏山还企图让胡风‘帮弄华东，留在上海，’使胡风能直接攫取华东地区文化事业的行政领导权，这阴谋多么毒呀

无奈，这般的“以攻为守”还是无用，他的“两面派”手法无济于事，中共上海卢湾区委还是要他交代与彭柏山的关系

一次一次地“挖根”，检查家庭影响；一次一次地交代，接受批判。“左”派姚文元变得灰溜溜的。

他，想溜了！

当姚蓬子获释以后，当肃反、反胡风的浪头过去之后，姚文元如释重负。他，想方设法要调离中共上海卢湾区委。他在这里挨过批判，抬不起头，何况要当大作家，这儿也不是合适的地方。

姚文元盘算着，怎样挤进上海文艺界。他悄然把那十三篇批胡风的文章，整整齐齐剪贴成一本。在他看来，这已成了他进入上海文艺界的敲门砖和垫脚石……

第六章　成为“反右派英雄”

跨进《萌芽》编辑部

一九五六年，春风徐徐吹拂着上海巨鹿路。姚文元手持那册自己装钉的剪报集，步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大门。

姚文元来到设在那里的《文艺月报》编辑部，希望成为那里的一名编辑。

非常遗憾，《文艺月报》编辑部答复说，已有三位文艺理论编辑，满员了，不需要另添新手。

他想起了张春桥。自从他挨批判之后，听说单位领导已把他的情况跟《解放日报》打过招呼，他也就不敢再去找张春桥。此刻，他想，进不了《文艺月报》，能不能进《解放日报）？

又非常遗憾，张春桥已于一九五五年秋调离《解放日报》社，家也从香山路搬走了。

在电话里，张春桥告诉他重要的消息：“上海作协正在筹办《萌芽》半月刊，准备在今年七月出版创刊号。那是个青年文学刊物，人手正缺，你去那里最合适。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说一声……”

在患难之中，张春桥拉了姚文元一把，使姚文元感激涕零。

终于，在一九五六年五月，姚文元被借调到《萌芽》编辑部。所谓借调，是指姚文元仍属中共卢湾区委干部编制，暂时借往《萌芽》杂志社工作。

姚文元如愿以偿，哼着歌儿前往《萌芽》编辑部。

不过，到了那里，这位“青年文艺理论家”小受委屈：分配他当诗歌编辑——他对诗一窍不通。

好在只要当上编辑，也就很不错了，姚文元并不计较。在他看来，《萌芽》的牌子要比什么“卢湾区委职工教育科长”响得多。他写信，爱用印着“萌芽”绿字的信封：他写稿，爱用印着“萌芽”的稿纸……哦，鸟枪换炮啦！

走出审讯室的姚蓬子，得知儿子升迁，格外的欣喜。他笑着对儿子说：“这叫‘子承父业’！整整二十五年前——一九三一年一月，‘左联’在上海创办了《萌芽》文艺月刊。主编是鲁迅，我是兼职编辑。也就在我编《萌芽》那一年，你出生了。算起来，你竟跟《萌芽》杂志同龄！真想不到，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你也成了《萌芽》的编辑，巧，巧，真巧……”

姚蓬子抚今追昔，感叹起来：“很可惜，当年的《萌芽》只办了五期，就给国民党查禁了。后来改名《新地》，只出了一期，就关门了。……唉，唉，想不到，你会成为新《萌芽》的编辑。你不要为当诗歌编辑不高兴。如果叫我当，就会高兴得跳起来。我象你这样的年纪，整天爱读诗，写诗。唉——，诗是青春的火花。如今，老罗，再没有心绪写诗了……”

说到这里，姚蓬子感伤起来。长吁短叹，懊恼而颓唐……

姚文元终于结束了整整一年的沉默。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他在《新闻日报》发表了《要用铁的心肠消灭敌人！》之后，他的名字在报刊上消失了；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他的名字重新崭露在《解放日报》上，题为《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

毛泽东注意了姚文元

中国的“阶级斗争”的风，总是一阵一阵的。一九五六年是个夹在两阵风之间的年头——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斗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一九五六年是中国政治气候缓和的一年。中共“八大”就是在这一年召开，明确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一方面是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一方面因为挨过批判受过整，重新复出的姚文元，写文章不那么“左”了。

就拿他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解放日报》）来说，毫无“火药味”：

“……首先就要反对意气相急，反对粗暴武断，反对不能忍受批评，反对不重视学术问题上真正的研究和争论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