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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1页）

阶级文化大革命”，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开始，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下台止，历时十年零五个月，故称“十年内乱”，亦称“十年浩劫”。

《五·一六通知》批判了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提出一系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五·一六通知》中的精髓，是这样一段在“文革”中人人都熟知的名言：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就在《五·一六通知》通过之后，隔了一天，林彪在五月十八日上午，面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作了那次大念“政变经”的著名讲话。林彪摊牌了，诬陷彭真联合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搞政变，一手泡制了大冤案——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为候补书记。罗瑞卿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如果说，攻廖沫沙、批吴晗、揪邓拓是“文革”的序幕，那么清除“彭罗陆杨，：则是”文革“开幕第一仗。从挖”三家村“的后台，抓出了彭真，由彭真牵连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姚文元为揭开”文革“序幕，立下了”汗马功劳“。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把“三家村”和“彭罗陆杨”联系在一起，清楚地说明了“文革”的序幕为什么会从对“三家村”开刀开始：

“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注：罗瑞卿个子高，人称”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作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

林彪捏紧了拳头，提高了嗓门，拖长了声调，说道：

“我们同他们斗，但内部要团结，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等都是这样，材料太多了。”

就这样，“彭罗陆杨”被打成“三家村”的“黑后台”，七个人的名字用一根“黑线”串了起来。哦，“围城打援”是第四步棋，而如今的“挖后台”是第五步棋。

就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发表半个月——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在康生妻子曹轶欧的“辅导”下，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六月一日下午，康生把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内容，打电话告知正在武汉的毛泽东。毛泽东同意当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全国震惊。六月三日，中共北京市委改组，李雪峰任新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向中共北京市委连发三炮，此时终于从组织上摧垮了原中共北京市委。“文化大革命”从北京推向全国，大字报风起云涌，揪“走资派”之声响彻云霄。

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被视为“彭罗陆杨”的“黑后台”的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遭到“炮打”，使“文革”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江青兴奋不已，在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她这样评价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历史功绩”：“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从“挖”吴晗，进而“挖”那“三家村”、“挖”那“中共北京市委”、“挖”那“彭陆罗杨”。“挖”那“刘邓司令部”，姚文元为“文革”立了“头功”。

亿万人民咒骂姚文元为“棍子”，而江青却封之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江青甚至如此看重姚文元。她曾当众说过：“我死了，让文元当主帅！”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用秃笔蘸着吴晗的鲜血写成的……

“海瑞热”的来历

“我不懂戏，也不大看戏。特别是京戏，虽然住在北京多年，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却一次也没有看过。这些年来，看戏的机会比较多了，但是总会有这个缘故，那个缘故，不能不放过机会。以此，可以说，对京戏是个道地的外行。有人笑话我文化水平低，我也欣然同意，恰恰是这样一个人，不但写了戏，而且还写的是京戏，岂不大可奇怪也乎！

“说奇怪，确是奇怪。……”

吴晗为《海瑞罢官》写的序，一开头就这么谈起了“奇怪”的事情。

一个不懂京剧、不看京剧的历史学教授吴晗，怎么会“破门而出”写起京剧剧本《海瑞罢官》呢？

仔细追溯吴晗写作《海瑞罢官》的缘由和过程，彻底刷去了姚文元泼在吴晗身上的倾盆污水……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

白天开会，晚上余兴。毛泽东是湖南人，爱看湘剧。听说上海在演出湘剧《生死牌》，便在四月二日晚观看了此剧。剧末，明朝江南巡抚、素有“南包公”之称的海瑞上场，引起了毛泽东的莫大兴趣。

毛泽东嘱咐坐在身边的秘书田家英道：“你刚从四川农村蹲点回来，很累。不过，我有小事一桩，要你去办：你明天去借一下《明史》，我想看一看《海瑞传》。”

四月三日晚，毛泽东没去看戏，也没跳交际舞，在灯下细细读着《海瑞传》，几乎入迷了。

四月四日上午，毛泽东在会上谈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时，说起了海瑞的故事：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海瑞说嘉靖皇帝的“嘉靖”，是“家家皆净”。海瑞给嘉靖皇帝上疏，也写了这样的话。这当然触怒了嘉靖皇帝，把他关进了监狱。有一天，看监的老头忽然拿了酒菜给他吃，他吃完了，觉得有点蹊跷。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嘉靖皇帝死了。海瑞大哭，悲恸不已，以致把吃进去的酒菜都吐出来了。

毛泽东讲完海瑞的故事，意味深长地说：尽管海瑞骂了皇帝，但是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我们应当提倡海瑞这样一片忠诚而又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

毛泽东希望各级干部在整顿工作中，要学习海瑞，发扬海瑞精神。

胡乔木觉得毛泽东的这些话很重要，考虑到吴晗是著名明史专家，早在清华大学时吴晗便把《明实录》读完，做了大量明史卡片，此后以研究明史而享盛誉，于是，便向吴晗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请他为《人民日报》写一篇介绍海瑞的文章。

于是，就在毛泽东讲话之后的两个多月——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登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署名“刘勉之”，亦即吴晗。这篇文章，贯穿了毛泽东上海讲话的精神。

七月初，吴晗又写了《沧海瑞》一文，送交胡乔木。此时，正值胡乔木出差，吴晗的《论海瑞》手稿就压在胡乔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