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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1页）

江青和姚文元一唱一和，亦步亦趋，一搭一档，形行影随。真的，江青的那句话，是出自内心的：“我死了，让文元当主帅！”

一次又一次的接见，留下了数以百计的姚文元讲话记录。以上只是其中的一次。虽说是“管窥一斑”，倒也可见全豹之貌。

三个多月之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刊载姚文元的“大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

从此，“文化大革命”揭开新的一页：成千上万名工人穿着蓝色劳动布工作服，挂着“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红袖章，步入“上层建筑”，去“领导一切”。

这一回，不再是“评”，不再是“批”，姚文元的笔杆已成为中共中央的喉舌。他已成为毛泽东的代言者，威风显赫，每一个标点符号都震动着中国！

尽管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篇文章的单行本免费地发给每一个公职人员，但为了显示他今日的眩目光彩，姚文元还是不忘当年整过他的中共上海卢湾区委。喜欢写长句的他，在一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上题词：“赠给现在仍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的卢湾区委的同志们并向你们问好！姚文元。”

姚蓬子之死

一辆浑身雪白、漆着红色“十”字的救护车，在上海延安中路呼啸着前进。

救护车停在林村那长长的甬道前。

两位救护人员持担架奔向姚家。

当姚蓬子那肥胖的身躯占满那狭窄的担架时，已有许多人闻讯赶来。

本来只需要两个人抬的担架，四周围了好多“造反派”战士。七手八脚，抬着姚蓬子前进。

担架通过长长的甬道时，又有好几位“造反派”战士前来助一臂之力。眼看担架就要拾到救护车跟前，由于人手太多，失去了平衡，砰的一声，姚蓬子横着身子，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最先着地是他的右颊，顿时摔得紫中带青，鲜血流了出来。

那几位“造反派”顿时傻眼了。

姚蓬子妻子周修文大声嚷嚷：“还没进医院，就给你们掉个半死。你们等着瞧！你们不想想掉的是谁？！”

救护车在急驶。周修文在车上还咬牙切齿，骂声不绝。

姚蓬子被送进了上海胸科医院。他，得了肺癌。

几天前，夜深人静之际，一个戴着大口罩的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林村，从裤袋里拿出钥匙，熟练地打开房门。

此人已是坐上红旗牌轿车的“中央首长”，这时甘受委曲，骑着旧自行车悄然回家，看望病重的父亲。在他身后十多米，一个身强力壮的警卫员也骑着一辆自行车，警惕的目光扫视着子夜时分寥落的行人……

就在姚蓬子住进上海胸科医院病房的第二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来一个瘦长脸的家伙，在林村象幽灵一样晃来荡去。他用“阶级斗争”的眼睛审视一切，用“阶级斗争”的嗅觉辨别一切。

他暗中调查了那几个“积极”得过了头的“造反派”，查档案，查三代，查“文革”中的表现。他还拜访了离姚家不远的那位江青心腹、后来当上“文化部长”的于会泳——本来住在那里的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教授，自从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李教授受迫害而自杀身亡，于会泳便抢占了她的那套舒适的公寓住宅。

过了半个多月，那张瘦长的马脸才在林村消失。他，实在查不出“存心陷害”姚蓬子的“阶级敌人”。不过，那几位“造反派”战士已察觉幽灵的存在，吓得魂不附体，后悔当初拍马屁拍在了马脚上……

收音机里播送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就连幼儿园里的孩子也必须洗耳恭听。姚蓬子在胸科医院单间病房里听着广播，枯黄的脸上泛着笑容。他本来期望儿子成为一个作家，不料这么有出息。想当初，当儿子神秘地要他帮助查《明史》的时候，就连他也觉得批什么《海瑞罢官》纯属多管闲事，如今他方知儿子确实“先知先觉”，青胜于蓝。

一九六九年初，姚蓬子病入膏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人前往看望、慰问。姚文元派来专人，在床前聆听姚蓬子对后事的吩咐。姚文元正在北京忙着为林彪起草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无法分身……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七日，肺癌终于结束了姚蓬子的一生。

一辆大卡车在苍茫的夜色中驶往林村，停在弄堂口。一批穿军服的人搬走了姚蓬子众多的藏书，运往上海康平路姚文元的家……

周修文也坐上卡车，搬了过去。

几天之后，周修文回林村取点衣服，见到了邻居。她跟姚蓬子是一路货。别人还没问，她就先吹了起来：“哎哟哟，康平路那里真好，连东西都不用自己买。你只要开一张单子，过一会儿，有人就会替你买好，给你送来！”

刚说完，她忽地收起了笑脸，摇头了：“哎哟哟，那里就是有一点不好——前前后后，都有警卫员站岗。这么一来，你们就没办法来看我了。那个地方，‘外头的人’是进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