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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部分（第2页）

突然从云隙中窜出，向着已无还手之力的杜凤瑞开炮，鲜血染红了雪白圣

洁的降落伞。怒火万丈的我高射炮兵，立即向这万恶的强盗开火了，打得

他一头栽进波涛滚滚的大海……

同一场空战，台湾与大陆的版本就是这般南辕北辙，相差了十万八千里。我承认，尽管大陆方面的说词可信度为高，我仍被台湾方面的信誓旦旦给镇唬住了。细细咀嚼，大陆版故事也相当富于戏剧色彩，其中确有若干疑团需要澄清。我非历史的评判官，但“历史只有一个”的信念又推动我踏上吃力费时的采访路。当我把一个又一个问题向空战的亲历者、目击者和研究者抛出之后，回收的仍不是结论，而是直录，为后人描摹出历史真面目提供了一个参照系的直录。

我的第一个问题：　张乃军失手天庭跌落尘埃，　其克星究竟是谁？他肯定未作“神风”特攻队式的自杀攻击吗？有没有双方飞机在激烈的缠斗中直接碰撞的可能性？

在江西南昌某空军干休所，我见到了当年杜凤瑞的长机、原空14师射击勤务主任姜永丰。一个半小时访谈，高高瘦瘦的姜老留给我长者的坦诚与负责。听说我要写书，他的观点非常鲜明：年轻人，你要写书就得学习司马迁，敢于“秉笔直书”。司马迁的《史记》如果满篇假事假话，屁价值也没得，你说是吧？

1958年“双十”空战，严格讲，我们打得不太好，或者说，我们原本

可以打得更好。

首先，我们的战前准备显得仓促。我们是两种气象均能出航的大队，

打硬仗应该安排能飞复杂气象的尖子飞行员上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那天早饭过后，天气转好，领导可能考虑锻炼新飞行员吧，换了几个只能

飞普通气象的担负战斗值班，　杜凤瑞也是其中一个。因此，我们这8架是

临时凑成的，没有经过很好的合同演练。人员刚换，战斗警报就来了，我

们马上进入一等，起飞迎战。

其次，我们的对空指挥也有问题。我们由东向西起飞，先向着内陆方

面爬高，　然后转向西南，沿着海岸寻找敌人。早晨7点多钟，太阳光在东

方非常耀眼，敌机背阳，我机向阳，搜索位置对我不利。此时，杜凤瑞开

加力动作慢了，稍稍掉队，距我有二千米的样子。桓树林第一个发现敌机，

在我们左边，从海上压着坡度向我机迂回过来。地面指挥所命令我们右转，

估计是严守不出海作战的规定。李振川便带队右转，我一看不好，把屁股

扔给敌人了，急忙报告带队长机：“敌机咬尾，不要右转！向左转！”我

哗的一下向左转过去了，而李振川已经右转，我们的队形乱了，处于分散

状态。那天我们8架，敌人6架，如果我们都向左转，在占位上有利多了。

打空战就是这样，谁咬到了对方的屁股谁占便宜，不像跑百米，谁在前边

谁是冠军。一个口令有误，原来我们有利，反而不利，否则，战果可能会

好一些。

我追击敌人的两架，在一千多米的距离上开炮数次。而敌人另外4架，

切半径咬上我了。这时，落在后边的杜凤瑞又因祸得福，正好切上咬我的

敌人。　我听到杜凤瑞喊我：“3号，敌人向你开炮了，赶快脱离！”我感

觉到飞机一抖，翅膀上被敌机枪子弹扫了好几个洞。杜凤瑞为了掩护我，

也猛烈向敌人开炮。敌人躲避，把我丢了，我乘机拉起来摆脱，再转下来，

就谁也看不到了。

返回机场，才知道杜凤瑞已经牺牲。我们也打掉他一架，而且逮到个

活的。师长问我，“老姜，你开了炮，是不是你打下来的？”我说，“我

开炮的距离太远，不可能是我打的，我心里有数。”几十年我都是这么一

个讲法，人可不能贪天之功呀，这个功劳得记在杜凤瑞的账上，张乃军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