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星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3部分（第2页）

张国焘轻松地笑着说：“我们学生说话总有点像吵架似的，其实是真诚求教。我们今天谈得十分痛快亲切。先生的意思我们十分赞成。”

“我很欢喜这样痛快的谈话。”孙中山高兴地说。

这次谈话，张国焘给孙中山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大约是意犹未尽，十天后，孙中山单独约张国焘前往晤谈。

孙中山问：“听说你喜欢*主义，是吗？”

张国焘作了肯定的答复。孙中山说：“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主义是其中的一派。我游历欧洲的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我也都研究过。正是参考了社会主义各派理论，汲取它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三*义的。”

说罢，孙中山指着一个摆满了英文书籍的书架说：“这些书都是讲社会主义的，你都可拿去看。”张国焘表示感谢。

“听说你在群众运动中很注意工人运动，是吗？”孙中山又问。

张国焘告诉孙中山，五四运动时他组织“救国十人团”主要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接触和发动民众，到了上海之后，才开始注意调查、研究工人问题。

也许是受这次谈话的影响，没过几天，张国焘应邀加入了一个名叫“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协会”的组织，担任总干事。

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协会号称有一万多名会员，可是张国焘经过调查发现，所谓会员大多只见诸名册而已，而且很多会员根本就不是工人，只是些在工厂里的职员，该会的主要作用是用上海工界的名义发表通电，支持国民党的各项政治主张。

张国焘很快对这个组织失去了兴趣。他后来说：“我很热心去了解这个组织，但愈了解得多，愈觉得整理工作无从下手，会中其他职员对此也不感兴趣。因此我初期的热心也逐渐减低下来了。我的职务名义虽仍保留在那里，但事实上不常去办公了。”

一页风云散后，校园恢复平静，北大学生运动的领袖们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周炳琳、汪敬熙到美国进修，时称“五大臣出洋”，张国焘放弃留洋的机会，选择留在国内（略）。

建党元老（1）

在逃亡的骡车上，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创建中国共产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大红楼——亢慕义斋成立，最初的成员只有三位：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

1920年2月，中国政坛上悄悄地发生了“南陈北李、相约组党”的重大事件。又是这两颗飞速旋转的巨星将张国焘吸收到组建共产党的磁轨上来。

这年2　月8日，李大钊接到陈独秀发来的电报，称他将于9日从武汉抵北京。李大钊请一位学生给陈独秀的家人捎话。这位学生回来报告，箭杆胡同陈寓周围有大批便衣特务埋伏。据他打听的消息，另有大批警察守候在车站，准备以宣传“过激思想”的罪名重新逮捕陈独秀。

李大钊把《新青年》的编辑高一涵、北大教授王星拱和几个进步学生找到家里，商议了半天。

第二天，北京车站。陈独秀刚一下车，就被一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截住。“陈先生，李先生要你跟我走。”陈独秀跟着学生来到王星拱教授家，李大钊等人早已等候在那里。

李大钊说：“仲甫，看来北京你是呆不下去了，再让他们逮住了，恐怕就出不来了，得到外面避避风头。”

“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到上海去。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离开虎口？”陈独秀有些犯难，大家一时也找不到好办法。

“一涵，鲁迅不是老笑话我不像教授像掌柜吗？”李大钊问。

“他还说，你这种长相的掌柜，在南方找不到，但在北京的旧书店或笺纸店里一抓一串。”这个笑话《新青年》编辑部谁都知道。

“既然我装掌柜不用化装，就由我来送仲甫吧。”

第三天清晨，李大钊赶着一辆骡车，载着陈独秀缓缓地驶出北京朝阳门。沿途，关卡重重，他们几次被警察和侦缉队的便衣拦住，总是李大钊出来应付。一副金丝眼镜，两抹八字须，穿一身皮袍，再加上纯正的京腔京韵，几本厚厚的账册，一望便知他是如假包换的京城商人。陈独秀的打扮也绝，纯粹土财主的形象，暗花缎面背心油光发亮，一顶毡帽扣在头上，遮住了半边脸。他们称自己是到天津收租去的，骗过了一路上的警察，安全抵达天津，然后陈独秀乘海轮前往上海。

在路上，李大钊提议：“仲甫，在中国仅靠单枪匹马难以干成大事，我们要学俄国的样子，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

“好啊。我以前反对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但Bolshevi*式的政党是为全社会谋幸福的，我同意。”陈独秀表示赞同。

两人相约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同时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这廖廖几句话，酝就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伟大事变。这辆骡车的对话，被历史学家形象称之为“北李南陈、相约建党”。

2月中旬，许德珩来找张国焘：“特立，走，我们一起去给仲甫先生找住处。”

“陈先生到上海了？”张国焘惊讶地问道。

经过他们张罗，陈独秀住进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这里是柏文蔚的公馆。柏文蔚，民国初年官至安徽都督，陈独秀曾给他当过秘书长。这时，柏文蔚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长江上游招讨使”，携眷上任去了，陈独秀正好住进柏公馆。

到上海后，陈独秀频繁约见各方人士，与李汉俊、沈玄庐以及当时信仰*主义的戴季陶商量筹建俄式政党的事宜。他说：“中国只有实行彻底革命才能推翻军阀，只有走俄国人的路才有成功的可能，只有组建自己的政党才有力量。”这番话说服了包括张国焘在内的许多激进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

建党元老（2）

1920年5月初，张国焘辞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协会总干事之职，重返北京。第二天，他去看望李大钊，叙述了自己在上海的各种经历，慨叹地说：“这四个多月的流亡生活，几乎使我成了一个学生政客。”

李大钊特别关心陈独秀在上海的建党情形以及上海方面宣传、研究*主义的近况。张国焘一一作了介绍。在谈话中，张国焘得知李大钊已经组织了*主义学说研究会，吸引了一批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如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何孟雄、范鸿劼、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等，当即向李大钊提出加入这个组织。李大钊欣然同意。

此后一段时间，张国焘经常和李大钊以及其他倾向社会主义的同学保持密切联系，研究*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张国焘曾用热烈的笔触追述道：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他们的主要话题。

图书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者和激进人物荟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是认真。我在那里扮演着李先生的主要配角。我经常在那里阅读，有时与人接谈。李先生因事不在时，我就代他负招待之责。1920年，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①。

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