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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2页）

“你们找他干什么？”博古问。

4个人怒气冲天地回答：“把他打死了再说！”

*、吕黎平等人带着地图离开营地约七八里，即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骑兵冲过，见他们没有马匹和警卫员，估计不是什么大人物，放过他们继续往前追。

特科团摸黑走了二十多里，即有飞马从后面传来呐喊：“部队原地停下！部队原地停下！”传令兵送来张国焘、陈昌浩不准北上的命令。特科团对这个命令很不满，议论纷纷，但还是遵守纪律停止了脚步。这时，他们看见毛泽东、王稼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站在前面不远的半山坡一块平地上，于是围拢过去。

过了不一会，红军学校教育长李特持枪带着几个人从后面追了上来。据宋任穷回忆：“跟随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按着扳机，气势汹汹，气氛紧张。”

李特大声地喝斥：“为什么开小差？”持枪走向毛泽东。站在一旁的李德见形势危险，二话没说，双手抱住李特，把他拖到十几米以外。

李德高约二米，虎背熊腰，身材魁梧，随身佩带着特大号的手枪。李特论体魄、力气和胆量，都不是他的对手。两人用俄语激烈地争辩起来。

毛泽东镇定自若，缓步走到李特等人面前，说：“听我说几句话。你们的张总政委要南下，到成都坝子去吃大米，我们要北上。你们要不跟着我们走的，可以回去。我告诉你们，四川坝子敌人有重兵，你们冲不出去；我们现在就向北，给你们开路。我估计不出一年，你们也会跟着我们北上。”

李特还不罢休，大声嚷道：“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跟着机会主义走，大家都回去！”

毛泽东说：“让他们走，捆绑成不了夫妻。”

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和红军学校特科团前行十余里，翻过一个山头，天已大亮。他们必须经过一个崖口，从崖下深沟里通过。这时崖上两旁和山头都站着四方面军的哨兵。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可以居高临下，将中央红军抑留在沟里。

指挥这支部队的四方面军指挥官正是勇冠三军的红四军军长许世友，直接在崖口坐镇的是第十师二十八团团长、人称“王疯子”的虎将王近山。

王近山报告许世友：“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对我们放警戒，正在北进。”

许世友亲自打电话给前敌指挥部：“一方面军连夜出走，是不是前总有命令叫他们走的？要不要带部队拦阻？”

在前总，陈昌浩拿着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

徐向前虽然头疼得厉害，但脑子很清醒，斩钉截铁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虽然心中恼怒，对中央怨气很大，但在红军不能打红军这一点与徐向前看法一致。

就这样，两支剑拔弩张的红军队伍，在静静地对视中脱离接触，分道扬镳。

事后，当许世友到达延安时，毛泽东问他：“如果有命令你会怎么办？”许世友坦率地告诉他：“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你们截下来！”

历史得感谢徐向前，是他在关键时刻制止了火并。人们给予他高度的评价。而厚道的徐向前反复提到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陈昌浩：“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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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入绝境（1）

毛泽东预言：南下是绝路。张国焘断言：北上不拖死也会被冻死。分手后，双方展开了新一轮宣传战，都把争取的目光投向对方的军事将领。

军中弥漫着愤怒的情绪。

一样的激愤，不同的内容。

党中央为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和依仗武力的军阀作风而愤慨。9月10日，中央在北进途中，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　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断路。”

第二天，中央用简洁的文字和强硬的语气，命令张国焘立即率左路军北进：“（甲）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乙）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导，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对于在最后关头同意南下的右路军将领，中央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宽容心理，即使是在分手之后，也始终采取了有别于张国焘的争取政策。就在中央率军北上的当日，中央政治局专门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出四点指令：

（一）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屡次决定及电文。

（二）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

（三）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

（四）本指令因张总政委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则为自己蒙在鼓里和被丢下而愤懑。陈昌浩的情绪表现得最为激烈，他下令召开紧急会议，写信傅钟、李卓然：“赶快回来，中央夜里秘密开走了，去向不明。他们丢下我们‘开小差’，用意何在？飞速来议。”中午时分，陈昌浩主持召开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紧急会议，他的脾气暴躁至极，大骂“中央‘右倾’、‘怕死’！丢下右路军‘逃跑’了！”许许多多难听的话脱口而出。会开到黄昏，他宣布南下，口号是“打回通南巴！”要政治部对部队进行动员。

傅钟听他杂七杂八地发了半天火，也没有听明白，私下问：“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

陈昌浩负气地说：“你不必担心，我们还有几个军，自有出路！”②

与陈昌浩负气狂躁相比，徐向前表现得更为矛盾、苦闷和无奈。他没有发言，即使是开会的时